馬勇：中國在明代之前的1000年是農業社會。為了維持中國的農業文明，從漢武帝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抑製商業的發展。這就是說，西方對中國的挑戰並不是要摧毀中國的農業文明，它不是用工業文明替換中國的農業文明，而是怎樣在中國已有的農業文明架構下，用加法來增加一個商業文明、工業文明。
因此，中國文明的包容性、中國政治的雍容大度和寬容就體現出來了。大明王朝對外來文化其實是非常大度的。最早一批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的交往讓我們感覺很大氣。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文明可能走出一條新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世紀利瑪竇來到中國，他遇到中國士大夫徐光啟這些人，在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們明顯感覺到一種正常的心態，他們在進行文明互補。西方人覺得中國文明很偉大、很不得了，中國人用道德、倫理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我們看利瑪竇的《中國雜記》裏麵記錄：中國非常好。外國人看中國非常好，中國人居高臨下地認為中國文明就是文明中心。徐光啟這撥人也覺得中國文明確實不錯，但是也看到西方文明有用和好的方麵。
這個時候傳教士帶過來六千部西方典籍，規劃用20年時間全部翻譯過來。比如《幾何原本》就是利瑪竇和徐光啟組織翻譯過來的，在中國原來的數學體係當中沒有幾何的概念，翻譯過來就可以增加中國文明的內容。
中國古典文明要是仔細解構下去，就會發現很多東西都來自外部，沒有純粹的土生土長的東西。
在利瑪竇、徐光啟那個時代，中國文明沒有問題，完全可以走出新路，用加法把西方文明加進來。但最遺憾的是，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明清一戰”。到了明朝晚期，內部紛爭引起周邊族群不滿。
滿族人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大清王朝，但是當時滿族人的文明素養相對較低。滿族人最初入關的時候都不懂漢語。因此他們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盡快漢化。這種狀況就導致一個後果——清朝和原來大明王朝走下來的路形成了一種斷層。
如果大明王朝這麼走下去，就是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對接的問題；是怎麼把西方文明加進來的問題。但是現在滿族人執掌政權，就麵臨著滿族人要完成漢化的過程。這個時期發生了種族間的不理解乃至紛爭。到今天為止我們研究清史的人還很注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滿族人在建國過程中的一種反人類的罪行，對平民的屠殺。這個問題在建立新王朝的革命過程中都會發生。問題是建國之後應該怎樣去處理，怎麼來解決。
我們研究清代曆史時都會注意到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清朝發展60年以後，到了康熙中期，突然出現了一個盛世，康乾盛世來臨；第二個現象就是清朝的意識形態，清廷對於文化的管控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二出名的嚴酷。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壓是東漢末年，用一百年的時間實施政治高壓，但是這一百年促成了中國文化的畸形繁榮——東漢的鄭玄、何修這一撥人在受禁錮的二十年中致力於學術。所以說，沒有鄭玄、何修、馬融的工作，很多東西我們今天就不懂了。這是政治高壓導致的學術的畸形繁榮，這在東漢出現了一次。另外一次就是在康乾盛世。康雍乾這三朝表麵繁榮，修了《四庫全書》等大型典籍，但是他們實施的文化高壓始終沒有辦法被當代人解讀，我們始終弄不明白它的文化高壓是在幹什麼。其實這一段時間的文化高壓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大夫階層認為滿族人建立王朝已有六七十年，總應該對曆史問題有所交代——你們應該為革命當中的罪惡向漢人道歉。我們看《南山集》中記錄的冤案，每一個冤案的背後都是要求滿族人為曆史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