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類事實和價值的整合來自我們稱之為接受的態度。在這裏，與其說融合來自現實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說來自應該按比例的下降，來自對期望的重新確定，使期望更接近現實，因而更有可能達到。
這時我們對於自己過於完美的要求，我們對於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頓悟中破裂。當我們容許自己也有某些怯懦、妒忌、敵意或自私的觀念時，那完美勇士、完美母親或完美邏輯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會崩塌。
這通常是一種令人沮喪甚至絕望的真切認識。我們會感到有罪、墮落、毫無價值。我們的是“距離我們的應該”極端遙遠。
但是，我們在成功的治療中經曆接受的過程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從憎惡自己向順從的態度轉移，但從順從中我們有時又進而會想：“那終究不是一件壞事。那的確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親愛的媽媽有時會恨她的寶寶？”甚至有時我們還會看到自己走得更遠，達到一種對人性充滿愛的接受，並且由於對失敗的充分理解，最終會認為人性是合意的、美麗的，是一種光榮。
例如，一位婦女起初對男子氣滿懷恐懼和憎恨，但最終會喜歡它，甚至會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認為是一種惡的東西，最終能變為一種光榮。這位婦女重新確定她對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變成他應該成為的樣子。
如果我們放棄我們的苛責，放棄我們關於孩子應該如何的規定，放棄我們對孩子的要求，我們完全可以從孩子那裏體驗到這一點。我們能偶爾在怎樣的程度上這樣做，我們也就能在怎樣的程度上把他們瞬時視為完美的，那一瞬間確實能給人以極敏銳地感受為美麗的、非凡的、十分可愛的。我們關於意願和希望的主觀體驗，也就是不滿足的體驗，於是，它能同滿足、同意以及同應該出現時我們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觀體驗相整合。
正如阿蘭·瓦茨所說：“……在死亡來臨時，許多人都有一種奇異的感受，不僅覺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經發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覺得那也是他們所願望的。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義上的願望，它是對不可避免和願望兩者同一的意外發現。”
說到這裏，我們又想到羅傑斯的各種小組實驗，它們都證明，在成功的治療過程中，自我理想和實際自我逐漸接近整合。用霍尼的話說：“真實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緩緩地被改變並移向整合，逐漸變成同一的東西而不是完全相反的東西。”
更正統的、弗洛伊德的關於粗暴的和進行懲罰的超我的概念也與此類似，超我在心理治療過程中能按比例降下來，變得更和善、更認可、更親愛、更自我讚同。
換另外一種方式來說明，就是個人對個人自我的理想和個人對個人自我的實際覺知逐漸靠攏，能容納自尊並因而也能容納自愛了。
在這裏最典型的例子是分裂人格類型和多重人格。在這樣的病例中，表現出來的人格總是過於因循的、謹小慎微的、假正經的，拒絕潛在的衝動以致完全壓抑這些衝動，弄得他隻能從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兒童般的、衝動的、尋求快感的、無控製的方麵的全麵突破得到滿足。二歧化會使兩種“人格”都受到歪曲，整合將引起兩種“人格”中的真實改變。從專斷的“應該”中解脫出來才有可能擁抱並享受現在的“是”。
有幾位罕見的心理醫師，利用揭露的手段作為對患者的一種貶抑術。他們撕掉患者的假麵具，使其露出最初的真實麵目。這是一種控製戰略，一種勝人一籌的本事。它變成一種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種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強大、占優勢、高超、甚至飄然欲仙的方法。對於某些自視不高的人，這是一種使他們能夠變得敢於與人親近的辦法。
從某種程度來講，這意味著被揭露的東西（畏懼、焦慮、衝突是低級的、不好的、罪惡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都不曾真正喜愛過無意識而仍然大都把它說成是危險的、罪惡的，必須受到控製。
多數醫師在這方麵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說，他們關於人的深層內涵知道得越多，他們也越喜愛它們，尊重它們。他們喜愛人性，不會依據某一先已存在的定義或柏拉圖的本質作為衡量標準，不會因為人性達不到某一境界便譴責它。他們發現設想人是英勇的、純潔的、聰明的、有才華的、或傑出的是有可能的，甚至當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們的“弱點”和“罪惡”時也一樣。
用另一種方式說，假如一個人更深入地觀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滅，那就等於說一個人曾有過一些幻想或期望那些不能實現的或見不得陽光的東西，也就是說，那是虛假的和不真實的。例如在我們的一項性研究中有這樣一位被試者，她喪失了對宗教的信仰，因為她根本無法尊敬這樣的上帝——她竟會發明一種淫猥的、肮髒的和令人作嘔的製造嬰兒的方式。這使人想起中世紀不同僧侶的記述，他們深為自己的動物本性（例如，排糞）和他們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們的專業經驗使我們能對這種不必要的、自己製造的愚蠢置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