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後勁為何不如浙商
多年以來，我跟廣東不少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和第二代企業家打過交道。1990年，作為健力寶集團的總顧問，我與當時的老板李經緯、體操王子李寧到北京去，時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百發親自到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我們。那會兒北京正在籌辦亞運會，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整個社會並不看好。李經緯代表粵商也代表廣東人民，拿出上千萬元支持亞運會，這個舉動讓張百發感動得熱淚盈眶，滿足了健力寶提出的幾大要求，包括在天安門放一隻健力寶的充氣罐作為廣告，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破天荒的，還給剛冒出頭的李寧牌服裝冠名權，在全中國亞運火炬長跑上製作標識進行宣傳。
那個時候，白雲山製藥廠的貝兆漢、萬寶冰箱的鄧紹深、科龍空調的潘寧等一大批企業家，是珠三角第一代老板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名氣，不僅在廣東、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都是擲地有聲的。但彈指一揮間，我們發現一個令人心酸的事實，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留下來的，是雙眼噙滿淚花的李經緯抱恨長天的照片，在全中國、全世界廣為傳播，成了粵商終結的一個物證。
回頭看同時代的浙商，青春寶的馮根生、萬向的魯冠球、橫店影視的徐文榮，講能量、講影響，一開始根本無法與李經緯等粵商相提並論，但現在他們卻成了民營企業家中的常青樹和不死鳥。
粵商的大問題之一，是隻有“廣東經濟”，而沒有“廣東人經濟”。浙江人口大約隻有廣東的一半，遍布全國每個角落的浙江老板，至少300萬以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浙江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們共同組成了龐大的市場網絡和血脈網絡，這就是“浙江人經濟”。反觀廣東，到了僑鄉江門五邑，當地人會告訴我，五邑在國內800萬人，海外800萬人，到了順德，他們也會說，順德人在國內120萬，海外150萬。但是我沒有看到海外的廣東人跟廣東的廣東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關聯性，頂多是開放之初，回來投點資辦個廠，遠沒有形成內外互動、優勢互補的商業網絡。所以在世人眼裏，雖然粵菜館開到了全國，廣東貨賣遍了神州，廣東經濟依然是“小販經濟”。
如今，論財富、論實力，浙江依然不如廣東，但說到銳氣，浙江似乎已經超過廣東。到了浙江，機場附近公路的廣告牌，全被浙江企業占用，他們都在自己企業名字前冠以“中國”一詞，比如中國萬向集團、中國橫店集團，氣衝鬥牛，基本上每一個企業家都在考慮，我怎麼才能夠打造百年老店，才能成為中國的奧運隊在世界上爭雄，這就是當今浙商的氣魄。但在廣東珠三角，我們很少見到類似的招牌，盡管他們也有資格冠以“中國”二字，卻很難聽到同樣的豪言壯語。為什麼廣東企業更多是得過且過、隨遇而安，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心態”？是不是粵商積累的多是“浮財”，怕見光，於是發了財趕快移民，近的去香港，遠的就去美國、加拿大？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不會有些敏感過度？
我們可以說廣東人謙虛、內向、務實、不善張揚，但我覺得這隻是一個表象，骨子裏是缺乏一種氣概、一種精氣神、一種追求。坦率地說，這是廣東文化基因裏麵的缺失。
廣東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得天時地利之便，借政策之勢先行一步，於是產生了中國最早、最大的民營老板群落。但賺錢太容易，蘿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形成定勢，“寧為雞頭，不為牛後”，恥於先從孫子做起，再當大爺，始終放不下身段。其次，這種靠“地頭好”的發家方式，也決定了粵商小富即安、落袋為安的“小販思維”。再次，粵商沒有經過浙商那樣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艱難進化過程，在駕馭人才和運作企業方麵有莫名恐懼，特別是很多北方來的人，能力很強，控製不住，萬一他跳槽了，成為自己的對手了，怎麼辦？與其讓他成為對手，還不如不用他，可不用他企業又長不大。這是一個怪圈。難怪有人說，廣東隻有商人，沒有企業家。
（本文作者王誌綱為城市及區域戰略谘詢專家，兼任廣東私企商會及廣東工商聯直屬商會首席顧問，曾在粵工作生活逾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