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價值,從長遠來看,在於組成這個國家的社會個體價值的實現。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我們對體製寄予太多厚望,而忽略了人類自身的能力。
——本傑明迪斯雷利
“天助自助者”,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箴言,具體地說,就是經過人們豐富經驗所產生的結果。自助精神是個人所有真正成長的根源,它體現在生活的眾多方麵,構成了國家強盛的真正源泉。從效果上看,外界的幫助使人更加脆弱,自助卻使人得到恒久的鼓勵。無論你為一個人或階級做了什麼,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減弱了他們為自己幹活的激勵與必要性。在人們受到過分引導和過分監管的地方,其必然趨勢是使人們不能自立。
即使是最好的製度,也不能給人積極的幫助。或許,製度所能做的,頂多就是給予人們發展自我與改進個人狀態的自由。但是,人們總是趨向於相信他們的幸福和成功是通過製度而不是自己的行為來確定的。因此,靠立法推動人類進步的價值通常被大大地高估。每隔3~5年選舉1~2個立法者,形成立法機構上方的組成部分。
然而,盡管這項義務被誠摯地執行,對人們的生活和天性卻並沒有起到積極的影響。甚至,人們日漸懂得,政府的功能是消極和有限的,而不是積極和有效的;政府的職能主要在於保護——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法律,如果被明智地執行,可以確保人們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不論思想或身體。他們隻需付出相對來說很小的代價。然而,再嚴厲的法律也無法使懶惰之人變得勤勉,使奢靡之人或嗜酒之徒有所節製。這種改變隻有通過個人的行為、節儉和自我克製才能生效,即通過好的習慣而不是大的權力去改變。
一個國家的政府通常被認為是其組成個體的反映。高於人民的政府不可避免將被拉回到人民的位置,同樣,低於人民的政府遲早將被提升到人民的位置。依據事物的規律,一個國家的整體特征總能顯示適當的法律及政府的運行結果。就像水能顯示水平線一樣。貴族受高貴的統治,無知及腐敗的人則受無知的統治。事實上,所有經驗都證實:一個國家的富強取決於其子民的天性,而非其製度。因為國家僅是社會個體的集合而已,而文明自身也隻不過是組成社會的男人、女人、孩子完善個人的問題罷了。
國家的進步是社會個體勤勉、能幹、正直的結果,正如國家衰敗是社會個體懶惰、自私和邪惡的結果。我們通常所譴責的社會邪惡,在很大程度上,卻源於我們不斷墮落的生活。盡管我們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盡量減少或根除它們,但是,它們卻會以另外的某種形式重新複蘇,除非個人生活及民族天性賴以存在的環境得到徹底的改進。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得出結論是:最高愛國主義和博愛主義不在於改變法律和修改製度,而在於幫助和激勵人們通過他們自己自由且獨立的個人行為來提高自我。
一切事情都由個人的內因所決定,外因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小。最大的奴隸並不是被暴君所統治的奴隸(盡管這種統治是極大的罪惡),而是自身道義上無知、自私、邪惡的奴隸。一個充滿奴性的民族僅通過統治者或製度的改變是無法獲得自由的。隻要這種致命的幻念盛行,自由將仍由政府掌控。即使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這種改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曾經身處奴化幻覺的人們,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實際和持久的效果。個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堅實基礎,也是社會安定和國家進步的可靠保證。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說得很對,“隻要允許個性的存在,即使是專製主義也不會產生最惡劣的後果;任何毀滅個性的東西都是專製主義,不論它以什麼名義出現”。
關於民族進步,時常湧現一些古老的謬論。有些會呼喚愷撒式的救星,其他人則呼喚國家作為救星,另外還有些人則寄希望於議會法令。我們在等待愷撒,然後我們發現“誰承認並聽從於他,誰就幸福”這條教義簡單來說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人們自己做主。如果這樣的教義被作為指導,社會的自由良知將被破壞,它將迅速為任何形式的專製主義鋪平道路。愷撒主義是人類偶像崇拜中最壞的形式——對權力的絕對崇拜。其產生的效果與絕對崇拜財富產生的效果一樣。另一個對人們起諄諄教導作用的更加健康的教義便是自立精神。一旦它被完全領悟並付諸行動,愷撒主義將銷聲匿跡。自立精神與愷撒主義是直接對立的,正如雨果對筆和劍的論述,“其中一個會殺死另外一個”。
至於國家和議會法令的力量,也隻不過是普遍的迷信罷了。愛爾蘭一位偉大愛國者威廉達剛曾在首屆都柏林工業博覽會的閉幕式上講道:“說實話,在我的印象中,從未聽到我的同胞提及‘獨立’一詞。我聽得最多的是,如何從這裏、那裏或其他什麼地方去獲取獨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邊的外國人身上等論調。當我以最大限度去衡量通過這種交流給我們帶來的利益時,我的內心常深深地感到,我們工業的獨立必須依靠我們自己。我相信,隻要把精力放在勤奮刻苦和精益求精上,我們將會比任何時期都有更好的機遇和光輝的前景。我們已經邁出了步伐,但堅忍不拔才是成功的巨大動力。隻要我們以飽滿的熱情前進,我深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將達到一個共同舒適、幸福、獨立的狀態,並把這種狀態帶給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