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急流勇退，人們會想起那些在仕宦之途上功成名就的人的急流勇退，他們在事業上達到了輝煌和頂點就不再向前，用退隱來保全自己的功名，以免繼續下去出了差錯毀了一世英名。進和退是一個問題的兩麵，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進有退的，所以無論在任何一個圈子中，我們都不僅應把握好何時進、如何進，而且還應把握好何時退、如何退，方能讓自己全身而退。如果說“逆水行舟”是一種進的藝術，那麼“急流勇退”就是一種退的藝術。
一，功成身退是明哲保身的時務之舉
縱觀中國曆史，領頭人與眾兄弟一起打天下時，兄弟們越能幹就越能得到大哥的欣賞和重用，一旦天一F平定後，能幹的優點就會變成獨斷專行、功高震主的同義詞，就會令大哥不能容忍，如李善長、胡惟庸就是類似的例子。特別是那些與大哥一起謀權篡位的功臣宿將，大哥的一切機密他們都知曉，如果事成之後不及時退身歸隱，就會令大哥寢食不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後，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廷外依靠川陝總督年羹堯，廷內依靠在宮中侍奉康熙的理藩院尚書兼步軍統領隆科多，一舉奪取了皇位。雍正登位以後，年羹堯和隆科多沒有及時退隱，而是因雍正不斷給他們加官晉爵而昏昏然，以為雍正隻能依靠他們，不會加害他們。誰知，正當他們位極人臣之際，雍正一紙詔書，先將已加封為撫遠大將軍的年羹堯收入獄中，此時距雍正登基僅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賜年羹堯在獄中自盡。接著又輪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等六項罪名、凡四十一款，被永遠禁錮，次年就死於禁中。雍正上台後所以迫不及待地殺死年羹堯和隆科多，就因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們手裏，一日不除去他們，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堯和隆科多能及早歸隱，雍正或許還能放他們一馬，但他們沉浸在加官晉爵的燈紅酒綠之中，有點兒忘乎所以了，結果又重蹈前人覆轍，這也是他們貪戀官爵的結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對某些地區的豪強地主也進行了打擊。在統一全國後，就賜予功臣宿將大量的土地，但這批新貴並不以此為滿足，又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兼並掠奪土地，仗著自己開國功高，驕橫放縱，多行不法。這班新地主階級就漸漸和中央皇權產生了矛盾。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鎮壓胡惟庸集團的同時，凡被認為對明王朝有危險的文武大臣，都被羅織罪狀，加上胡黨的罪名，處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之後，隨著朱元璋剪除異己、鎮壓反對派的需要，又製造所謂通樓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發展到曾串通李善長謀反，又進行了一次大屠殺。胡案10年間，牽連被殺的公侯、大將、文臣及其家人計3萬多人。成為明初第一大獄。
胡案以後，朱元璋又以謀反的罪名誅殺大將軍藍玉，並抄斬三族。平時和藍玉關係密切的將臣，都被定為逆黨，抄家滅族。這個案件共殺了1.5萬人，把軍中的曉勇將領差不多殺了個幹淨。
除胡藍兩大獄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對某個開國功臣或賜死，或鞭死，或砍頭。連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勳卓著的徐達也沒能幸免。
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屠殺功臣最厲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殺功臣手段之狠，連他最崇拜的老鄉劉邦也望塵莫及，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朱元璋數以萬計地屠殺元勳宿將，冀圖保證封建宗法製度下的嫡長承襲製度，以維護未來嗣君。但由於功臣武將幾乎被誅殺殆盡，因而軍權己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內部矛盾表麵化，終於爆發了“靖難之役”，建文帝無戰功顯赫的武將可資調遣，亦無老謀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後城破自焚而亡。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必定是封建君王們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訣。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圈子間的鬥爭變得如此血腥與恐怖呢，下麵，我們就具體來分析一下個中原因。
孫子說：“吳人和越人關係惡劣，但當他們同坐一條小船過河遇到風浪時，他們共同的想法是求生，關係處理得好像一個人的左右手。”李宗吾說，這是因為小船將要沉沒下去，吳人和越人都想把小船拖出來，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所以平時的仇人，在患難中會變為相互救助的好朋友。韓信的背水布陣，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因為漢兵為陳餘的軍隊所迫，前麵是大河，是死路，隻有轉身把陳餘的兵推開，才有一條生路，人人都這樣想，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所以烏合之眾能夠團結為一個整體，韓信就坐收成功了。
張耳和陳餘號稱至交，可以算是最好的朋友。後來張耳被秦朝軍隊圍困，向陳餘求救，陳餘害怕秦國，不肯救援。曆來張耳將秦兵向陳餘的方麵推去，陳餘又將秦兵向張耳的方向推來，力線相反，所以最好的朋友會變成仇敵。結果，張耳幫助韓信把陳餘殺死了。
秦朝末年，天下的百姓忍受不了秦朝的苛政。陳勝振臂一呼，山東的英雄豪傑群起響應。陳勝並沒有從中聯絡，他們為什麼會一起響應呢？這上因為眾人受秦王朝的壓迫已經很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為方向相同的合力線，不用去聯合，自己就會聯合。
劉邦、項羽剛剛起事的時候，大家的誌向都是消滅秦朝，目的相同，成為了合力線，所以異姓的人可以結拜為兄弟。後來秦朝消滅了，目的已經達成了，顯現出了一座江山，劉邦想把它搶過來，項羽也想把它搶過來。力線相反，異姓兄弟就反目成仇了。
再從劉邦與韓信、彭越的關係上來看。當項羽稱霸的時候，劉邦心想：隻要把項羽殺死了，我就好了。韓信、彭越也想：隻要把項羽殺死了，我就好了。他們的思想相同、自然成了合力線，所以在墳下會師，立刻把項羽消滅了。項羽被消滅後，他們君臣間便沒有合力了。彼此的心思都放到了權力爭奪上，但是權力這個東西，你多占了，我就少占，你少占了，我就多占，力線是衝突的，所以漢高祖就殺起功臣來了。
唐高祖取代隋朝，明太祖取代元朝，在起事的初期，與漢朝一樣君主與臣子們同舟共濟、同甘共苦；事成之後，唐朝就是兄弟間相互殘殺，明朝就是濫殺功臣，兩種做法與漢朝並沒有兩樣。所以，大凡天下平靜之後，君臣的力線就產生了衝突，國君不消滅臣子，臣子就會消滅國君，看兩個力的大小，決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輔佐後唐莊宗消滅了梁王和契丹，莊宗的力線控製不住他，他就把莊宗的天下奪去了。這是臣子先下手為強的反麵教材。
漢光武帝平定了天下以後，鄧禹等人把兵權交了出來，閉門讀書，這是看清了光武帝的路線，自己先行讓開。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線明白說出，叫他們自己走開。追究這個實質，漢光武帝與宋太祖的心理與漢高祖並沒有多大區別，所以我們不能說漢高祖性情殘忍，也不必誇漢光武帝和宋太祖度量寬宏，隻能說這是一種規律。
嶽飛想把中原淪陷地區解放出來，秦檜想把中原地區推給北方的少數民族；嶽飛想把被扣押的宋徽宗、宋欽宗解救回南宋，宋高宗想把徽、欽二帝推給北方的少數民族。這樣一來，高宗與秦檜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它的方向與嶽飛的力線相反，嶽飛一人的力量敵不過高宗、秦檜的力量，所以“莫須有”三字的禍害便形成了，嶽飛不得不死。
曆史上凡是阻礙路線的人，沒有不遭遇禍害的。劉備要殺張裕，諸葛亮為張求情，劉備說：“芳草和蘭草長在門口，把門堵住了，不能不清除。”芳草和蘭草有什麼罪？罪就罪在它長得不是地方。宋太祖討伐南唐李煌，徐銥請求暫緩用兵，太祖說：“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酣睡有什麼罪？罪在睡得不是地方。
古代還有一件奇事，狂人的後代花士兄弟二人，對上不向周天子稱臣，對下不對諸侯結交往來，自己在原野上耕種，吃從它上麵長出來的東西，自己在原野上開鑿水井，喝從井裏麵流出來的水。這明明是空穀幽蘭，明明是酣睡在自家床上，似乎可以免掉禍害了。但是薑太公來到這裏立營後，首先就把他們殺掉了。這是什麼道理呢？薑太公在這個時候，正想用官爵棒祿收買天下豪傑，偏偏有兩個不肯接受官爵俸祿的人擋在前麵。這仍然是阻礙了路線，如何容得他們？
太公是聖人，花士兄弟是高級士人，高級士人阻礙了路線，聖人也容不了他，這可以說是普遍公理了。
逢蒙殺死後羿，是先生阻礙了學生的路；吳起殺死妻子，是妻子阻礙了丈夫的路；漢高祖揚言要分烹父親的一杯羹，是父親阻礙了兒子的路；唐太宗殺死了李建成、李元吉，是哥哥阻礙了弟弟的路。可見路線衝突了，即便是父子兄弟，都要起殺機的。
王猛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見了桓溫，馬上到蔡秦那兒做了官；殷浩不那麼做就遭遇了禍害。範蠡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消滅了吳國之後，立即買了條船泛遊五湖，文種不那麼做，就被殺掉了。此外例如韓非在秦國囚禁被殺，伍子骨自盡而亡，秘康被殺，阮籍差點掉腦袋，等等，無不是路線衝突的犧牲品。
二，曆史名人的4種隱退方式
1.主動隱退式
身處圈子之中，對於那些勞苦功高的人來說，個人功勞越大，其危險性也就越大，古來向有“功高震主”的說法。春秋時的範蠡是最早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他是越國大夫，是越王勾踐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幫助勾踐在越國幾乎被吳國滅亡的情況下發奮圖強，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終把越國從瀕臨滅亡的邊緣拉了回來，打敗了吳王夫差，滅掉了吳國。應該說，範蠡在決定越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後卻辭官不做，悠然混跡商賈圈子之中，經商發財去了。範蠡顯然是一個成功的隱退者。
如果說範蠡的成功隱退為身在圈子之中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正麵典範的話，那麼韓信則恰成為與範蠡形成鮮明對比的悲劇性代表。韓信協助劉邦打天下，真可謂功高蓋世，正因為如此，韓信成為劉漢王朝中少數幾個異姓諸侯王之一。按照範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幹脆萬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韓信在被封為王後仍握有兵權，朝中軍政大事也總要參與意見，甚至還以大漢功臣、老臣自居，時不時鬧些情緒，結果最終被呂後以謀反罪名抓起來殺了。直到被押赴刑場時，韓信才勉強明白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圈子道理，但他實在明白得太晚了。
說到韓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漢初另外兩位與韓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蕭何和張良。蕭、張二人是劉邦從起兵到當皇帝整個奮鬥過程中的謀士功臣，劉邦建漢後又先後封蕭何為相國，張良為留侯。與範蠡不同，蕭何、張良功成之後並沒有徹底退隱，但他們又不像韓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選擇了第三條路，即以退隱的心態來為官。在蕭何、張良看來，自己的功高蓋世，正是全部危險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們雖身在其位，但都不斷采用巧妙的辦法打消劉邦對自己的疑慮，從而平安地度過了一生。比如劉邦對蕭何，他一麵給蕭何加官賜賞，一麵又經常派人打探蕭何在幹什麼。敏感的蕭何對此看在眼裏，想在心中，他不對劉邦作任何解釋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汙的方式來解除劉邦的顧慮。例如他有一次在劉邦外出時故意強買民田民宅，結果劉邦回京城後接到許多告發蕭何的信件。蕭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來，是有意向劉邦表白自己胸無大誌，隻不過是個貪財的庸人。劉邦對此卻暗暗高興，於是慢慢對蕭何也就放下心了。
張良在西漢建國後仍要常常參與政務，為劉邦出謀劃策，朝廷論功行賞時，劉邦因張良功高，就讓他自擇齊地三萬戶為食邑。張良明白這裏麵的文章，堅持隻要一萬戶，把另外兩萬戶退還給朝廷。當然，三萬戶與一萬戶之間的差別對於朝廷來說也並不大，但隻接受一萬戶食邑所表明的卻是張良的一個態度，而這個態度則完全是為了讓劉邦放心。不僅如此，在選擇封地時，張良要求封在與劉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對此，劉邦很是高興，封張良為留侯。到晚年，張良目睹韓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慘結局，聯想到範蠡、文種興越後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敵國破，謀臣亡”的道理，便向劉邦辭官告退了。退隱後，張良崇信黃老之學，專心修道養精，靜居行氣，希望輕身成仙。後來還是呂後勸他不要自苦，張良才重食人間煙火，但從此全不參與朝政。張良、蕭何由此得以善終，並一直得到劉邦和呂後的關照，與韓信等人相比，蕭、張二人不可謂不老謀深算，並且也真稱得上是絕頂聰明之人了。
2.知難而退式
見目的已無法實現，不再作無謂的掙紮和犧牲，便知難而退了。這是另一種人的做法。
郭泰是東漢名士，誌向高遠，交結名流，研習學問，議論朝政，組織和領導了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企圖清除朝中積弊。但郭泰自己並不當官，隻是作為當時的精神領袖，與朝中的李膺等人巧妙配合。不久，“黨錮之禍”興起，李膺入獄，郭泰也遭到通緝。事後他回到山西老家，以授徒為業，從此不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也不再議論朝政得失。這時郭泰還不到40歲，便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土了句號。當學生和朋友勸他複出時，他已經對東漢政權不抱希望了，他說自己不想去“冒衝風而乘奔波”，隻想修身養性，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而已。郭泰的聰明就在於他絕不意氣用事，明知無望而硬作最後悲壯的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