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反應，能夠在普通兒童身上輕易發現，這也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兒童在社會中存在著極強的不安全感。在一個沒有威脅、洋溢著愛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兒童，通常不會有我們描述過的那種反應。在這類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脅反應往往來源於連成年人也覺得有危險的事物或情況。
健康或幸運者（包括兒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們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極大滿足。安全、運轉順利、穩定、健全的社會通常都不會讓自己的成員感到會受到野獸、嚴寒、酷暑、強奸、謀殺、動亂、暴政等等的威脅。因此，站在一種非常現實的角度上看，不會再有什麼安全需要能成為他的有效動機，正如一位吃飽了的人不會再感到饑餓。如果我們想直接、清楚地觀察到這些需要，我們就必須把目光轉向神經質的人，轉向經濟上和事業上的窮困潦倒之輩，或者轉向動亂、革命或者是權威崩潰的社會。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隻能在下列現象中觀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現：例如一般都願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終身任職的工作，渴望有一個銀行戶頭和各種類型的保險、醫藥、失業、殘疾、老年保險等。
通過最普通的偏愛現象，我們可以在世界上更廣的範圍內尋求安全和穩定。偏愛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愛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種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觀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組成某種令人滿意的和諧和有意義的整體的傾向，多少也是出於對安全的需求。在這裏，我們同樣可以將一般科學或者哲學列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學、哲學或者宗教方麵的努力同時還有別的促動因素。
如果要將安全需要看作是促進機體潛能的活躍和驅動因素，就隻能在真的危機狀態中實現，這些危機狀態包括：戰爭、疾病、自然災害、犯罪浪潮、社會改組、精神變態、腦損傷、權威的崩潰、長期惡劣的形勢等。
在現實社會裏，一些患神經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麵都與感到不安全的兒童一樣，隻是這種現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現得更特殊罷了。他們的反應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脅所引起的，這些威脅存在於一個被認為是敵對的、勢不可擋的、充滿著威脅的世界之中。這種人的一舉一動都表現得好象隨時都會大難臨頭，也就是說，他隨時都好象是在對危急情況作出反應。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著獨特的表達方式，往往會尋求一位保護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賴的更強大的人，或許是一位搞獨裁的“元首”。
用神經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著兒童式世界觀的成年人。也就是說，一個患神經病的成年人，可以說一舉一動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親不高興，或者被父母拋棄，或者被奪走食物的兒童。仿佛他的孩子氣的懼怕心理和對一個危險世界的恐懼反應已經轉入了地下，絲毫沒有受到長大成人和接受教育過程的觸動，現在又隨時可被一些會讓兒童感到擔驚受怕，顧慮重重的刺激因素誘導出來。並非所有的神經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經病也可能出現在一個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類似遭遇，是因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對安全尋求表現得最明顯的一種類型的神經病就是夢遊，恰似瘋狂的神經狂熱病。這類神經病的患者發瘋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穩定化，以便確保絕不會出現無法控製、無法預料或者並不熟悉的危險情況。他們用各種各樣的禮節儀式、清規戒律將自己保護起來，這樣，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突發事變都能應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發生。他們類似於哥爾德斯坦描述過的腦損傷病例。
這類病人總是想盡各種辦法來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過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過將他們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條，使這個世界裏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們試圖將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險）都不可能發生。如果不幸發生了什麼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所致，那他們就會表現得驚慌失措，似乎這個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威脅。我們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強烈的偏愛，例如對熟悉的事情的偏愛，到了神經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種生與死的抉擇。對於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經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隻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