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魯莽撞的僧格林沁在世時，由於他的暴虐、狂躁、喜怒無常比之陳國瑞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還能鎮住陳國瑞。僧格林沁死後，曾國藩接替“剿撚”事宜，與陳國瑞軍打上了交道。當處理陳國瑞與劉銘傳所統率的兩軍械鬥事宜時，曾國藩感到隻有讓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後真正地使用他。於是，曾國藩拿定主意，先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打擊陳國瑞的囂張氣焰，繼而曆數他的劣跡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過錯和別人的評價，當陳灰心喪氣、準備打退堂鼓時，曾國藩話鋒一轉，又表揚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貪財等優點，誇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將才，切不可以莽撞毀前程，使陳國瑞又振奮起來，緊接著，曾國藩坐到他麵前，像是與人談話那樣諄諄教導他，給他立下了不擾民、不私鬥、不梗令三條規矩，一番話說得陳國瑞口服心服，無言可辯，隻得唯唯退出。
但是，陳國瑞莽性難改，一回營就把曾國藩立下的規矩拋到了九霄雲外。看到軟的作用不大，曾國藩馬上請道聖旨，撤去陳國瑞和辦軍務之職，剝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並且告訴他再不聽令就要撤職查辦，發往軍台效力了。陳國瑞一想到那無酒無肉、無權無勢的生活，立即表示聽曾大人的話，率領部隊開往指定地點。
曾國藩駕馭悍將，無外乎用兩種手段：或軟硬兼施，或外嚴內寬，因人施治，堅持兩手都用，兩手都要硬。這樣，就可以揚長避短，人盡其才了。
【管理王道】
所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這些非常人就是指有一技之長的人，這類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智者多詐，勇者多怒”，通俗地講就是有才之人都極具個性。要使人才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因人施治，做到“用其智而去其詐，用其勇而去其怒”，在這個過程中，領導者免不了恩威並施，因此，必須兩手都要硬，既懷之以德，又嚴之以法，在用他們的才能時遏製住其狡詐、魯莽的一麵，讓他們充分發揮才能而不被缺點所羈絆。
組建淮軍：鼓勵內部創業，擴大局麵
領導手下沒有優秀人才時會苦惱，當轄下人才濟濟時還是擺脫不了苦惱。“韓信帶兵，多多益善”，是因為他帶的是普通的“兵”，而不是才華橫溢的“將”。凡兵容易統帥，因此人越多力量越大，能將難以駕馭，因為才能突出，棱角分明，人才擠在一起一方麵難免磕磕碰碰，另一方麵得不到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難免大材小用。這時，就要鼓勵人才自主創業，擴大局麵。
曾國藩經過對人才的“廣收、慎用”和“勤教、嚴繩”，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人才，這些人才中不乏能獨當一麵的將才，如李鴻章、左宗棠等。在培養他們的過程中，曾國藩為他們提供舞台供他們施展，他們一旦成長起來後，曾國藩則鼓勵他們主動去開辟自己的舞台。
要知道，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裏，並不鼓勵門生與屬下自立門戶，甚至於超越尊長。曾國藩卻能夠打破成規，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從而建立起密實的人脈網絡。
殊不知，曾國藩這麼做也是迫不得已。
1864年，湘軍氣勢達到頂峰時，曾國藩統領了近30萬湘軍，麾下的李鴻章、左宗棠部各擁有12萬、6萬人之眾，而曾國荃也有5萬人，沈葆楨擁有1萬人。看到手下這批得力幹將都彙聚自己麾下，曾國藩不喜反憂。因為他清楚：人才如此密集，長此以往，他根本無法紓解人才擁堵的狀況，說不準會為自己招致禍患。與其自取滅亡，不如鼓勵他們出去獨立發展，既緩解了人才擁擠的危機，又能成各大將的聲名，還能壯湘軍威勢，一箭三雕，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在平定太平軍後論功行賞時，曾國藩上書舉薦：“定謀以李鴻章為主，論功以劉銘傳為先，為臣區區，何功之有？”把功勞統統給了自己的部將。同時，他也積極鼓勵將領去開拓自己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