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要有目的。甚麼是曆史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曆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假如不是有此種目的，則過去的曆史如此之多，已經足夠了，在中國他種書籍尚不敢說，若說曆史書籍，除《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九通》及《九種記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棟，吾人做新曆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為要不斷的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鑒。譬如電影，由許多呆板的影片湊合成一個活動的電影，一定有他的意義及價值，合攏看是活的，分開看是死的。吾人將許多死的影片組織好，通上電流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使人感動。研究曆史也同做電影一樣。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予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供給現代人應用。再把這個目的分段細細解釋，必定要先有真事實，才能說到意義，有意義才能說到價值，有意義及價值才可說到活動。
甲求得真事實
（一）鉤沉法想要求得真事實，有五種用功的方法。已經沉沒了的實事，應該重新尋出。此類事實，愈古愈多。譬如歐洲當中世紀的時候，做羅馬史的人專靠書本上的記載，所以記載的事情有許多靠不住的。後來羅馬邦渒等處發現很多古代的遺跡實物，然後羅馬史的真相才能逐漸明白。此類事實不專限於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許多事實沒去了，要把他鉤出來，例子亦很不少。如俾士麥死了以後。他的日記才流傳出來；那日記上麵所記的與前此各種記錄所傳的大不相同，於是當時曆史上歐洲諸國的關係因而有許多改觀的地方。此種例子，在中國尤其繁多。在光緒二十六七年間，有一次，德皇威廉第二發起組織中、俄、德聯盟，相傳結有密約。關於歐洲方麵的史料雖略有發現，關於中國方麵的史料一點也沒有。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非設法問當時的當事人不可。慈禧太後死了，慶親王奕劻當時掌握朝政，想來很了然，可惜沒有法子去問。此外，孫寶琦當時為駐德公使，在理應該清楚，但他並沒有記載下來。若不趁這時問個明白，此項史料便如沉落大海了；我們若把他鉤起來，豈非最有趣味最關緊要的事情。
（二）正誤法有許多事實從前人記錯了，我們不特不可盲從，而且應當改正。此類事實，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現在平漢路上的戰爭，北平報上所載的就完全不是事實。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報紙，所有官電，逐日仔細批閱抄錄，用功可謂極勤，但結果毫無用處。在今日尚如此，在古代亦是一樣。而且還要錯誤得更利害些。
以上兩種方法，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上講得很詳，此處用不著細說了。其實，吾人研究曆史，不單在做麻煩工作及尋難得資料，有許多資料並不難覓，工作亦不麻煩的題目，吾人尤其應該注意。近人考據，喜歡專門研究一個難題，這種精神固然可取，但專門考校尚非主要工作；沒有問題的資料應當如何整理，極其平常的工作應當如何進行，實為重要問題。上述二項，講的是含有特別性的事實的處理方法。下麵三項，專講含有普通性的事實的處理方法。
（三）新注意有許多向來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它。例如詩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訪，可因以獲得許多帶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現在北京大學有人在那裏研究了。還有許多普通現象，普通事務，極有研究的價值的。例如用統計的方法研究任何史料都可有發明；從地理上的分配及年代的分配考求某種現象在何代或何地最為發達，也就是其中的一種。又如西域的文化，從前人看得很輕，普通提到甘肅、新疆，常與一般蠻夷平等看待，以為絕對沒有甚麼文化。但據最近的研究——尤其是法國人德國人的研究——發見西域地方在古代不特文化很高，而且與中國本部有密切的關係，許多西方文化皆從西域輸入。此外，有許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若是我們予以一種新解釋，立刻便重要起來。往往因為眼前問題引出很遠的問題，因為小的範圍擴張到大的範圍。我們研究曆史，要將注意力集中，要另具隻眼，把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為發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許多新事實，尋得許多新意義。
（四）搜集排比法有許多曆史上的事情，原來是一件件的分開著，看不出什麼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來，意義就很大了。例如掃帚草是一株極平常的植物，栽花栽到掃帚草，一點也不值得注意。但是若把它排成行例，植成文字，那就很好看了。所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正是這個意思。我們研究曆史，要把許多似乎很不要緊的事情聯合起來，加以研究。又如中國人過節，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一年之中要過許多的節。單過中秋，覺得沒有甚麼意義。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節排比起來，加以比較，然後研究為甚麼要過節，過節如何過法，就可以從這裏邊看出許多重要的意義，或者是紀念前哲，或者娛樂自己。國民心理的一部分，胥可由此看出。諸如此類的事實很多，散落零亂時，似無價值，一經搜集排比，意義便極其重大。所以曆史家的責任，就在會搜集，會排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