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旁係的發生，很重要。佛教到底應擺在宗教史還應擺在道術史，很費斟酌。單做《佛教史》，當然可以詳說；但做道術史，則仍以擺在道術史為是。在中國的佛教，惟淨土宗及西藏、蒙古的喇嘛教應擺在宗教方麵。因為縱使他們有相當的哲理，而在中國本部文化上的影響很少；即西藏、蒙古人之信仰喇嘛，也並不因他有哲理，所以應該收入宗教裏。此外，自隋唐以來，最初的毗曇宗到三論宗、攝論宗，小乘的毗曇宗，大乘的教下三家——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乃至禪宗，都關於哲理方麵。大多數的佛教徒，信宗教的成分，不如研究哲理的成分多。簡單講，除密宗在蒙、藏應列入宗教史以外，其他都應收入道術史。這部分工作，頗不容易。第一：要說明原始佛教何如？印度佛教的分化發展何如？因為要想了解新婦的性情，非先了解她的娘家不可。所以先應忠實的看佛教起原及其分化、發展，然後可敘中國的佛教。第二：東漢、三國、西晉、南北朝是翻譯時期，但能吞納，不能消化。所以應該敘述那時輸入的情況何如？輸入了些甚麼東西？那些譯本是否能得原本真相，沒有錯誤。第三：最主要的唐朝教下三家，要集中精神去說明。法相宗從印度由玄奘帶來。玄奘以前，隻是印度人講。到玄奘譯著《成唯識論》，才開這個宗派。但《成唯識論》是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把釋伽牟尼以後十家的道術彙合翻譯，參以己意，才做成的。此種譯著，為功為罪，尚不分明。十家的內容，很難分別；其中以護法為主，而其餘九家，不易看出。十家的道術，經過玄奘、窺基的整理，去取之間，很有選擇。雖說原是印度人的思想，但其中實參加了中國幾個大師的成分。天台宗是智者大師所創，後來印度來的許多大師都很佩服他。認真看起來，天台宗的確和印度各宗不同。許多人攻擊他，以為不是真佛教，其實這種不純粹的洋貨，我們治學術史的人尤其要注意。華嚴宗不是純粹出自中國，也不是純粹出自印度，乃出自現在新疆省的於闐。佛教到於闐才發生華嚴宗，華嚴宗到中國本部才成熟，至少不是印度的。
——所以所謂教下三家，可說完全都是中國的。此外教外別傳，如禪宗，神話說是達摩自印度傳來的，我們研究的結果，不肯相信。他所謂西方二十八祖，全是撐門麵的；實在隻有五祖和慧能，純是中國的學派。所以禪宗的學風，也純是中國的創作，應該和教下三家同樣的用力敘述。
佛教雖是旁係，但做起來的時候，應該用做主係的方法去研究。因為起初雖自外來，但經過中國人消化一次，也含有半創作性。所以除了簡單講印度佛教的起原和變遷以後，主要各宗派，在中國的，應該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看他不同之點何在？主要之點何在？這是做中國道術史比較的困難所在。其實也並不困難。因為書籍盡管多，要點隻是這幾個，不過我們沒有研究，心驚便是了。隻要經過一番研究得著綱領，做起史來，實在容易。
旁係之中，附帶有他的閏係。講亦可，不講亦可。若是順便講的話，佛教的創作至唐開元而止，中唐以後及五代，便是佛教的閏係。後來法相宗的消滅，華嚴宗的衰微，天台宗的分裂為山內山外，禪宗的分為五派，自來講中國佛教掌故的最喜歡講這些東西，實在這都是閏係的話，旁係的主要點全在內容的說明。
現在有許多人感覺做中國道術史的困難，以為三國到隋唐實在沒有資料。其實，那有一個這麼長的時代而沒有道術之理？他們把這時代省去，中間缺了一部分，還那裏成為道術史？再則，這部分工作如果落空，宋明哲學——第二主係思想的淵源如何看得出來？所以認真做中國道術史的人，應當對於第一旁係——佛教加以特別的研究。
再往下就是第二主係——宋明道術。宋儒自稱直接孔孟心傳，不承認與佛教有關係，而且還排斥佛教。另一方麵對他們反動的人攻擊他們，以為完全偷竊佛教唾餘，自己沒有東西。清代的顏元、戴震和近代的人，連我自己少時也曾有這種見解。其實正反兩方都不對：說宋明道術完全沒有受佛教的影響固然非是，說宋明道術自己沒有立腳點也是誤解。簡直講，儒家、道家、先秦、兩漢，本有的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結婚，所產生的兒子，就是宋明道術。他含有兩方的血統，說他偏向何方都不對。思想的高下雖可批評，然實在是創作的。先秦主係都是鞭辟近裏，把學術應用到社會上去。兩漢閏係專門整理解釋，離實際生活太遠了。宋明學者以漢唐的破碎支離的學問，繁瑣無謂的禮節，與人生無關，乃大聲疾呼的，說要找到一種人生發動力，才算真學問，所以超越閏係，追求主係本來麵目如何，其與社會有如何的關係。宋明道術所以有價值，就在這一點。但他們所謂回到本來麵目，是否達到，卻不敢說。不過，以古人的話啟發他自己的思想，實在得力於旁係的影響。當宋朝的時候，佛教旁係已成了閏係，派別很多。法相宗、華嚴宗雖已消滅，天台宗、禪宗卻分為好幾派，和兩漢今古文之爭一樣，互相攻擊，對於社會人心倒沒有多大關係。但一般學者，因苦於漢唐經學之茫無頭緒，總想在佛經上求點心得。如二程、朱子之流，少年皆浮沉於佛教者若幹年，想在那方解決人生的究竟。但始終無從滿足這種欲望，所以又返而求之於先秦。研究佛經時雖未能解決人生問題，但已受有很深的影響；以後看先秦書籍時，就如戴了望遠鏡或顯微鏡，沒有東西的地方也變成有東西了。一方麵，整個社會經過佛教數百年的熏炙，人人心裏都受了感染。所以一二學者新創所謂道學，社會上雲起峰湧的，就有許多人共同研究，而成為燦爛發皇的學派。
我們研究這個主係，家數雖多，但方麵不如第一主係的複雜。第一主係，儒、道、墨三家分野很清楚。第二主係，許多家數所討論的不過小問題，不可多分派別。依普通的講法，可分程朱，陸王二派，其餘各小派，可以附帶擇要敘述，如北宋的邵雍、歐陽修、王安石。南宋的張栻、呂祖謙、陳亮、葉適等。這樣，比較的可以容易說明，免去許多麻煩。
再下去是第二閏係，就是清朝道術。但清朝一方麵雖是宋明的閏係，一方麵又是作未來主係的旁係。所謂第二閏係，即清朝的宋學家。他們一方麵作宋明的解釋，一方麵即作先秦的解釋。清朝主要的思想家有影響的真不多。其中有許多大學者，如高郵王氏父子，不能說是思想家；不過工作得還好而已，對於道術史全部分，無大影響。
統觀清代諸家，考證家可以補第一閏係的不足，理學家可以做宋明的閏係；中間又有旁係的發生，無形中受了外來的影響，就是顏元、戴震一派。顏、戴並不奉信基督教，也許未讀西文譯本書，但康熙朝基督教很盛，往後教雖少衰而思想不泯，學者處這種空氣中，自然感受影響，也想往自然科學方麵走，不過沒有成功就是。
現在往後，要把歐美思想，盡量的全部輸入，要了解，要消化，然後一麵感覺從前學術不足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一麵又感覺他們的學術也不足以解決他們的問題，然後交感而生變化作用，才可以構成一種新東西。做道術史到最後一章，要敘述現在這個時代，是如何的時代：閏係的工作過去了，旁係的工作還沒有組織的進行，發生主係的時間還早給後人以一種努力的方向。
理想的中國道術史，大概分這幾個時代，抓著幾個綱領做去並不困難，或全部做，或分部做，都可以。
醜史學史的做法
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才能說明個大概，所以很可以獨立著作了。
史學的書，在《七略》和《漢書·藝文誌》，並未獨立成一門類，不過《六藝略》中《春秋》家附屬之一。《隋書·經籍誌》依魏荀勗《新簿》之例，分書籍為經、史、子、集四部，史占四分之一，著作的書有八百六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卷，比較《漢誌》大大的不同，可見從東漢到唐初，這門學問已很發達了。
這還不過依目錄家言，實則中國書籍，十之七八，可以歸在史部。分部的標準，各目錄不概同，《隋誌》的四部和《四庫全書》的四部，名同而實異，範圍很不一致。單就史部本身的範圍而論，可大可小；若通盤考察，嚴格而論，經、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編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關係。
如經部諸書，王陽明、章實齋都主張《六經》皆史之說，經部簡直消滅了。寬一點，《易經》《詩經》可以不算史；《尚書》《春秋》，當然屬史部，《禮》講典章、製度、風俗，依《隋誌》的分法，應歸入史部：《尚書》《春秋》《禮》既已入史部，《三傳》《二記》也跟了去，經部剩的還有多少？
子部，本來就分得很勉強。《七略》《漢誌》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歸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較還算分得好。但那些子書和史部可很有關係。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韓非子》講的史事極多，幾乎成為史部著作。漢後思想家很少，綜核名實，配不上稱子而入史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書所以存在，全因他紀載了史事。即如《史記》紀載史事，司馬遷當初稱他《太史公書》，自以為成一家之言，若依規例，自然應歸子部。可見子部、史部本來難分，前人強分隻是隨意所欲，並沒有嚴格的分野。
集部，《漢誌》《詩賦略》所載諸書，純是文學的。後來的集，章實齋以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陽明全集》雖沒有子的名稱，但已包舉本人全部思想，又並不含文學的性質，為什麼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純是文學的，猶可說。若《朱子集》《陽明集》以及《陸象山集》《戴東原集》絕對不含文學的性質的，拿來比附《漢誌》的《詩賦略》，簡直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們是絕對不認可的。集部之所以寶貴，隻是因為他包含史料。如紀載某事，某人，某地，某學派，集部裏實在有三分之二帶史部性質。就是純文學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來稱做詩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肅宗諸朝的情形的，無不以《杜甫集》做參考。這還可說特別一點，其餘無論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題目，可以寶貴的史料仍舊到處都是。不必遠征，前年我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在各家文集詩句裏得了多少史料，諸君當能知道。以此言之，純文學的作品也和史部有關。
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國不過三分之一。自然科學書，外國多，中國少。純文學書，外國也多，中國也少。哲學、宗教的書，外國更多，中國更少。
此何以故？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
中國史書既然這麼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種現象（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誌，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
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
最先要敘史官：史官在外國並不是沒有，但不很看重；中國則設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話說，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就是史官，這且不管；至遲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據金文——鍾鼎文——的紀載，天子賜鍾鼎給公卿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給獎禮。周公時代的史佚見於鍾鼎文就不下數十次，可見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許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書》的《王命》《顧命》兩篇，有史官的事實，這是見於書籍的紀元。《左傳》紀載晉董狐，齊北史氏的直筆，稱道史官的遺烈，可見在孔子以前，列國都有史官，不獨天子。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墨子說曾見百國《春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得魯《易象》與《春秋》，可見《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春秋》一體的史書，而且都是史官記的，所以後來司馬遷叫他“諸侯史記”。晉太康三年，汲郡發掘晉襄王塚，得到的許多書中，有一部似《春秋》，紀載黃帝以來的事實，自晉未列為諸侯以前；以周紀年；自魏未為諸侯以前，以晉紀年，自魏為諸侯以迄襄王，以魏紀年，而且稱襄王為今王。這部書，當時人叫他《竹書紀年》，後來佚了，現在通行的是假書，王靜安先生所輯的略為可靠。據《晉書》所載《竹書紀年》的體裁，《竹書紀年》當然是魏史官所記，和魯史記的《春秋》一例。其餘各國史官所記，給秦火焚毀了，想來大概都是《竹書紀年》一體，而且各國都有史官職掌這事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竹書紀年》的紀載從黃帝、堯、舜一直到戰國，雖未必全真，由後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杜撰。其中所載和儒家傳說矛盾的，如啟殺伯益，伊尹殺太甲，夏年多於殷，亦必別有所本。他又並不瞎造謠言，有許多記載已給甲骨文、鍾鼎文證明是事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據一代，所以才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雖然所記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記載，在未能證明其為全偽以前，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為放鬆一點，夏、商就有，亦可以說。中國史學之所以發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嚴，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左傳》裏有好幾處紀載史官獨立的實跡。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以後，書“趙盾弑君”，趙盾不服，跟他辯，他說，你逃不出境，入不討賊，君不是你弑的是誰？趙盾心虛，隻好讓他記在史冊。又如崔杼殺齊莊公，北史氏要書“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殺了，他的二弟又要書，崔杼把他的二弟殺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書，崔杼短氣，不敢再殺，隻好讓他。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幾個史官，趕緊跑去要書，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才回去。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須。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製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曆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甚麼製度，行與不行，都存乎其人，況且史官獨立半是無形的法典。譬如從前的禦史，本來也是獨立，但是每到末世，就變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國國會的豬仔，隻曉得要錢，那懂得維持立法獨立？就是司法獨立也不過名義上的，實際上還不是給軍閥闊人支配？但是隻要有這種史官獨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誌，別人把他沒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