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點獨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貴也很有關係。一直到清代，國史館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編修兼任。翰林院是極清貴的地方，人才也極精華之選。平常人稱翰林為太史，一麵尊敬，一麵也就表示這種關係。一個國家，以如此地位，妙選人才以充其選，其尊貴為外國所無。科舉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舉中最清貴的是太史，可以說以全國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這是中國史學所以發達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國以後就糟了！自史佚以來未曾中斷的機關，到現在卻沒有了！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以國史館總裁位置王壬秋，其實並不曾開館。後來就讓北京大學吞並了一次，最近又附屬於國務院，改名國史編纂處。獨立精神到現在消滅，是不應當的。幾千年的機關，總算保存了幾千年的史跡，雖人才有好壞，而紀載無間缺。民國以來怎麼樣？單是十六年的史跡，就沒有法子詳明的知道。其故，隻因為沒有專司其責的國史館。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補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發達，而萬季野主張仍以實錄為主。史官所記固或有曲筆，私人所記又何嚐沒有曲筆？報紙在今日是史料的淵叢了，但昨天的新聞和今日矛盾，在甲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和在乙軍閥勢力下的參差，你究竟相信誰來？
——所以做史學史到敘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講講國史館的設立，和史官獨立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之必要。
史學史的第二部分要敘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開；到後來，仍舊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學史，在史官以外，應從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學的發展。這部分資料，曆代都很少。以一種專門學問自成一家，比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後，所以《春秋》以前不會有史家。曆史學者假如要開會館找祖師，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雖根據魯史記作《春秋》，但參雜了很多個人意見。《春秋》若即以史為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來，紀載甚麼東西，總有目的。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曆史。孔子無論為哲學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紀載體裁發表政見，《春秋》仍不失為史學著作的一種。其後最昭明較著的史家，當然是《國語》《左傳》的作者，無論他姓甚名誰，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後百年之內。這個史家是否晉史官，我們也不敢斷定。據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見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國家所設，比較的保守性多，創作性少；但也不敢確定。若是一個史官，則實是一個最革命的史官了。魯《春秋》和《竹書紀年》大概是同一體裁，都是史官所記，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範圍很廣，文章自出心裁，描寫史跡，帶有很濃厚的文學性質。真的史家開山祖，當然要推崇這個作者了。這作者的姓名事跡雖待考訂，而這部書的價值應該抬高。因為自這部書出現以後，史學的門徑才漸漸打開了。《史記》稱《孔子春秋》以後，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都是承風後起的。現在隻有《呂氏》《左氏》二種，餘皆不存。那些若和《呂氏》一樣，不能說；若和《左氏》一樣，應屬史家之類。漢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陸賈，著了一部《楚漢春秋》。可惜那書不傳，不知內容怎樣？
——以上諸家，都脫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史學因之轉變方向。《史記》這書的記載並不十分真確，南宋以後，有許多人加以攻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創作。他的價值全在體裁的更新，舍編年而作紀、傳、書、表；至於事跡的擇別，年代的安排，他是沒有工夫顧到的。自司馬遷以後，一直到現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記》這種體裁，通稱正史。自《隋誌》一直到最近的各種《藝文誌》和藏書目，史部頭一種就是正史，正史頭一部就是《史記》。雖說編年體發達在先，但紀傳體包括較廣，所以唐人稱為正史。普通人以為紀傳體專以人為主，其實不然。《史記》除紀、傳以外，還有書、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譜》；但《周譜》隻有譜，《史記》則合本紀、列傳、書、表在一起，而以表為全書綱領，年代遠則用世表，年代近則用年表，月表。或年經國緯，或國經年緯，體例很複雜。本紀是編年體，保存史官紀載那部分。書八篇是否司馬遷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但書的內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單講個人。《史記》八書所範圍的東西已很複雜，後來各史的書誌，發展得很厲害。如《漢書》的《藝文誌》，《隋書》的《經籍誌》，《魏書》的《釋老誌》，多麼寶貴。所以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複雜事項，誌以述製度風俗，本紀以記大事，列傳以傳人事，伸縮自如，實在可供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因近人不看誌、表，也罵紀傳體專替古人做墓誌銘，專替帝王做家譜。我們盡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晉書》好敘瑣碎事，滑稽語；《元史》多白話公文；這都保存了當時原形，這都因體裁的可伸可縮，沒有拘束。所以司馬遷創作這種體裁，實在是史學的功臣。就是現在做《清史》，若依他的體裁，也未嚐不可做好，不過須有史學專家，不能單靠文人。自從他這個大師打開一條大路以後，風起雲湧，續《史記》者有十八人，其書雖不傳，但可見這派學風在西漢已很發達了。
司馬遷以後，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後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曆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餘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後，斷代的紀傳體，曆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餘部。稱中國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曰班固。
所以班固須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悅，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後。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後，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悅的地位同於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為斷代的，荀悅也變通代的編年為斷代的。所以荀悅也須一敘，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麼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後，“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餘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後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後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做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願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後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後，史學衰歇，私人發宏願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製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才立為法製，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官中出類拔群的，孤掌難鳴，想恢複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隻好悶煩鬱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後來許多法門。這可以讓第三部分講。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為一個複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後，能夠有自覺心，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要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誌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隻有《明史》的誌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係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為“發憤為雄”的史家。（2）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自荀悅作《漢紀》以後，袁宏作《後漢紀》、幹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鑒》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幹，隻要他能夠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
自有此法以後，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鑒》，編成《通鑒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為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敘的編年體為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為綱，低一格為目。其注重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為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誌也可用。如後來錢子文《補漢兵誌》，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幹淨，敘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做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為曆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誌》，上自極古，下至唐初。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誌》載他們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做《通誌》可謂大失敗。《通誌》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後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盡可焚毀，因為全抄各史，毫無新例，隻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誌，擴充文物範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占著地位，足令鄭樵不朽。（5）此外為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這書就《資治通鑒》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為起迄。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於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誌》已載有《三國誌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7）還有羅泌做《路史》，敘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跡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於史事要審查真偽的注意，開後來考證史事一派，關係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隻說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
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隻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為業，可謂有誌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敘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為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的發展，然後歸納所研究的成績才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展，茫無條理；後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達也更遲。自成為科學以後，又發現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展。先有經驗，才可發現原則；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那門學問，其發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麵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為科學以前，範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並旁的學問。因為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係，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麵都收納起來。後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為科學，各有領土，分野愈分愈細。結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采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土，在小範圍內，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說不好，不見得要分才是好。現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甚麼都含混點：兩方麵各有好壞。但為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為要想科學格外發展，還是範圍縮小，格外經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後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後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隻能認為有關係的部分；把範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