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學方麵，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範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但在許多人裏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展的人，就隻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誌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誌》《永清誌》《亳州誌》《和州誌》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為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隻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
先講劉知幾。劉知幾的特點，把曆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那種最好，某種如何做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1）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做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2）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於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於這點發揮得很透徹。（3）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過很精嚴的審查才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偽，而且他的懷疑，也許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的路。其他工作還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1）告訴我們，曆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史，主張做通史，打破曆史跟著皇帝的觀念。曆史跟著皇帝是不妥當的，曆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做《通誌》，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為後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2）他把曆史的範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來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範圍以內。（3）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在，隻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以後，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展。但有係統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為最後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為要做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於古代曆史的發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誌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製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曆史；須合起各地方誌，才可成為真有價值的曆史。
史官做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即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誌與曆史，價值是相當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為前人已講得很清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為史部的範圍很廣：如《六經》皆史，什麼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中央攬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於這種製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於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他所作的方誌，常分誌，掌故，文徵三部：誌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徵，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誌都依他的方法，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為保存史料的機關，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於如何別擇，如何敘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不相幹。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機關，從前有所謂皇史宬、實錄館，雖也可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學誠以為不行，因為那隻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於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範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保存，實在是章學誠的重要發明。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做不到，隻由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畫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跡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隻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盡可補充改正。（3）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麼學問都要納到曆史方麵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曆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拿來表現到曆史上：必如此，才可稱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於史學意義及範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單敘事，而須表現他的道術。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曆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才有幾個人講曆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曆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曆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的貢獻。第一點，史與道的關係。第二點，史與文的關係。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的觀念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
明治道是借曆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曆代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後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窄的解釋，是對於一個人的批評，褒貶，表彰好的令人學，指摘壞的令人戒。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係，所以物理學很發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係，所以事理學很發達。《資治通鑒》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來稱讚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資治通鑒》就夠不上。關於這一點，現在比從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統，政治環境及行為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曆史事實作為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做《資治通鑒》，所求得的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後人資鑒，就因這個緣故。現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隻可以說效力減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如何才可富國，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為標準。至於應用政治的方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雖很有標準，現在因環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麵如此。人道方麵，到現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秉，我們不能放鬆的。至於窄義的人道方麵，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紀載史事以為後人處事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簡單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曆史當做“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餘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隻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曆史，要看他們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對付，遇困難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磨練人才，改革風氣，經萬難而不退轉，領一群書呆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幫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群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麵，在中國史上是創見。我們要問為什麼能如此，此即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為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爭的真相和結果；若為應付世事，修養人格，結交朋友的關係，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與的方麵。
中國史注重人的關係，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為這種專為死人做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做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於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值也隨之而定。
——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係。中國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則史”。史體與文有重要的關係。全書如何組織，才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做《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於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係他自創，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則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如講敘事方法，從前做傳專敘個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傳名。如《湖北通誌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裏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於文的史，史的文，發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係，往後很發展，但可以以章學誠為一結束。
——以上講第三部分，中國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
第四部分應該講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有許多好的地方，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幾年來時髦的史學，一般所注重的是別擇資料。這是自劉知幾以來的普通現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發現前人的錯誤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學者，對於有錯字的書有許多人研究，對於無錯字的書無人研究。《荀子》有錯字，研究的有好幾家，成績也很好。《孟子》無錯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說是走捷徑，並非大道。其實讀《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學術，以備後來拿來應用。若專事校勘考證，放著現成的書不讀，那就不是本來的目的了。
還有一種史料鉤沉的風氣。自清中葉到現在，治蒙古史很時髦。因《元史》太簡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條史料也很寶貴。近來造隴海鐵路，發現了北魏元氏百餘種墓誌銘，好寫字的人很高興，治史的人也高興。因為《魏書·宗室傳》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據那些墓誌銘來補起來。其實《魏書》縱不缺略，大家也沒有這們好的精神去看《宗室傳》。近來史學家反都喜歡往這條補殘鉤沉的路走，倒忘了還有更大的工作。
還有一種，研究上古史，打筆墨官司。自從唐人劉知幾疑古惑經以後，很少人敢附和，現在可附和他了不得。這種並不是不好，其實和校勘，輯佚，無異。譬如鄭玄箋注的《毛詩》《三禮》已夠研究了，反從《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去輯鄭注《尚書》和《易經》，以為了不得。乾嘉以來的經學家便是這樣風氣。其實經學不止輯佚，史學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諸風氣，或者因受科學的影響。科學家對於某種科學特別喜歡，弄得窄，有似顯微鏡看原始動物。歐洲方麵應該如此，因為大題目讓前人做完了，後學隻好找小題目以求新發明，原不問其重要與否。這種風氣輸入中國很利害。一般學者為成小小的名譽的方便起見，大家都往這方麵發展。這固然比沒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這條捷徑走，史學永無發展。我們不能不從千真萬確的方麵發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給我們自己和社會為人處事作資治的通鑒；反從小方麵發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過這種大規模做史的工作很難，因為盡管史料現存而且正確，要拉攏組織，並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徼幸成名，我認為病的形態。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曆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我從前著《中國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輯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著往捷徑去，我很懺悔。現在講《廣中國曆史研究法》，特別注重大規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風氣之意。這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社會科學史的做法（略）
卯自然科學史的做法（略）
己文學史（略）
庚美術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