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想在這一學年內講完《廣曆史研究法》，現在隻講了一半，時間不許再講下去了。本來想把文物專史的做法都詳細講，因為有些方法還不自滿，所以上文有的講了做法，有的沒有講做法，有的連大略都不曾講，隻好待將來續補，現在總講一章文物專史的做法，做個結束。
文物專史的工作，在專史中最為重要，亦最為困難，和其他四種專史——人，事，地方，時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專史，應該由史學家擔任，文物專史，與其說是史學家的責任，毋寧說是研究某種專門科學的人對於該種學問的責任，所以文物專史一方麵又是各種專門學問的副產物。無論何種學問，要想對於該種學問有所貢獻，都應該做曆史的研究。寫成曆史以後，一方麵可以使研究那種學問的人了解過去成績如何，一方麵可以使研究全部曆史的人知道這種學問發達到何種程度。所以說，文物專史不單是史學家的責任，若是各種專門學者自家做去，還好些。譬如經濟史中的貨幣史，要做得好，單有曆史常識還不行；最少要懂得貨幣學，近代經濟學，以及近代關於貨幣的各種事項，然後回頭看中國從前貨幣的變遷，乃至曆代貨幣改革的議論，以新知識、新方法整理出來；凡前人認為不重要的史料或學說，都敘述上去，這種貨幣史才有精采。貨幣學比較的範圍不很窄，尚且應有常識做基礎，非有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做專史。若做中國音樂史，尤其非用專門家不行。我們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雖苦，還是不了解，許多重要的資料，無法取去。又如做文學史，要對於文學很有趣味，很能鑒別的人才可以做。他們對於曆代文學流派，一望過去即知屬某時代，並知屬某派。譬如講宋代詩，那首是西昆派，那首是江西派，文學不深的人隻能剿襲舊說，有文學素養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書法史，寫字有趣味的人，書碑很多，臨帖很少，一看古碑帖就知其真偽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隨便拿個碑版來，不必告訴時代給我，不必有人名、朝號可旁證，我都可以指出個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書法史，也非有素養不可，否則決難做好。關於文物專史，大概無論那一部門，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專史，不可貪多，想一人包辦是絕對不成的。隻能一人專做一門，乃至二門三門為止，而且都要有關係因緣才可以兼做。如做美術史，順帶做書法史，雕刻史，或合為一部，或分為三部，還勉強可以做得好，因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關係；但必須對於三部都有素養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物專史的人，要對於自己很喜歡的那部分，一麵做史，一麵做本門學問，曆史是他的主產物，學問是他的副產物。研究科學的人固然也有不作曆史研究而能做好學問的，如果對於曆史方麵也有興味，學問既可做好，該科學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曆史的人，一方麵要有曆史常識，一方麵要於曆史以外有一二專門科學，用曆史眼光把中國過去情形研究清楚，則這部文物專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貪多，若能以終身力量做出一種文物專史來，於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不貪多，一麵治史，一麵治學，做好此種專史時，可以躊躇滿誌。至於其他如人的專史，事的專史，則一個人盡可以做許多。
——這是講做文物專史的先決問題，一須專門，二須不貪多，實在也隻是一義。
其次，關於搜集資料，比其他專史困難得多。其他專史雖然也不單靠現存的資料，但其基本資料聚在一起，比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專傳或年譜，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資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資料可以得著；和他有關係的人的著作，範圍相當的確定。無論其人方麵如何多，如何複雜，做專史或年譜都可以開出資料單子，很少遺漏。至於事的專史，在公文上，傳記上，文集上，資料的範圍也比較的有一定。文物專史則不然，搜集資料，再困難沒有了。若是曆代書誌有專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門，前人做過許多工夫的，比較的還有相當的資料，但仍舊不夠。即如經濟之部，各史食貨誌及《九通》關於食貨一門，固然可以得若幹基本資料，但總不滿足，非另求不可。書誌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難，若沒有又如何？如書法，繪畫，在史書中，毫無現存的資料。現在講畫史的，雖有幾本書，而遺漏太多。做這類專史，資料散漫極了。有許多書，看去似沒有關係，但仔細搜求，可以得許多資料。如講經濟狀況，與詩歌自然相隔很遠，其實則不然。一部詩集，單看題目，就可以得許多史料。詩是高尚的，經濟是齷齪的，齷齪狀況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許多狀況，正史中沒有而詩集中往往很多。做經濟史，不一定要好詩集。詩雖做得不好，而題目，詩句，夾注，往往有好料。詩與經濟相隔這麼遠，尚有這麼多史料；所以做文物專史，無論甚麼地方都有好資料。不過也不是凡有資料都可以用，須要披沙揀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費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沒有關係。預備盡生平的心力，見到資料便抄下來，勤筆勉思，總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書，看見了可用的資料，折上書角，不能寫下來，另日著書要用這種曾經看到的資料，大索天下，終不可得。所以，此類工作，須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煩。記下一點資料，固然沒有用處；記得多了以後，從裏邊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來。顧亭林做《日知錄》，旁人問他近來做了幾卷，他說別來數年不過得了十餘條，抄別人的書如收羅破銅爛鐵，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謹取，如上山開礦，所以很難。顧氏做《日知錄》的方法，起初看見一條，劄記了若幹年後，陸續劄記了許多相類的資料，加以思想，組織為一條。我們做文物專史，非如此耐煩不可。鄉先輩陳蘭甫先生死了以後，遺稿流傳出來，一張一張的紙片，異常之多，都是在甚麼書看見了兩句，記出來以後，又加上簡短的按語。新近廣東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實則他一生的紙片，不知有好幾百萬張。我正打算設法找來，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學的方法。我們認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關於文物專史方麵的，非做此種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製成極精的蜜糖，才是有價值的著作。文物專史之所以難做，這是一點。
中間還有鑒別史料的工作，前回講過，近來史學界都趨重這一點，帶了點取巧的性質。我們所希望的，不在考訂真偽，考不出來也沒有關係。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燒死的還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還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們固然歡迎有人做這種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這麵用工夫，把旁的方麵放鬆了。以後的史家，關於搜集方麵，要比鑒別方麵多下工夫才好。我從前做的《中國曆史研究法》對於鑒別史料，說的很多，許於近求學風有影響。此是近代學風可喜之中稍微一點不滿意的所在。其餘如鉤沉，輯佚一類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沒有真偽問題的現存的史料丟開不管。文物專史也是一樣，而且特別的易犯這種毛病。其所以難做，這是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