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無論走到哪裏，隨處可見重重束縛下的一層層的屈辱和壓迫，主人和仆人的文化。而這種人性墮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那麼多精力、激情和才華被困在印度的階層製度中，在願望的驅使下動蕩不安，而提高自身地位的重重阻力恰恰助長了上升的熱望。現在這個社會就像一個快要爆炸的鋁罐。
我們按響了卡邁克爾路（CarmichaelRoad）那間老公寓的門鈴。一陣啪嗒啪嗒的腳步聲後，仆人從門鏡裏看了我們一眼，然後門敞開了，我們進了屋。仆人則退到一邊，後背緊貼在牆上，似乎要讓自己從我們的視線裏消失。那是我到印度幾年後，我帶父母和妹妹去一位朋友家吃早餐時的情景。仆人帶我們走進客廳，這家的主人走進來；大家稍事寒暄，然後一起來到飯廳用餐。早餐是煎蛋卷、烤麵包和咖啡，完全印度式的就餐風格：我們吃著，仆人跑前跑後地照應著。仆人煮的咖啡很不錯，一直為這家人所稱道，我們也讚不絕口，他戰戰兢兢、遲疑不定地接受了我們的誇獎。
早餐後回到自己的公寓，我忽然想起來曾經向那個朋友借過一張床墊，剛才忘記歸還了，於是卷起床墊又跑了回去。我按響了門鈴，這時朋友已經外出了，隻有仆人在家。門鏡打開了，現出了一隻懷疑警覺的眼睛。“你是誰？”他叫道，聲音裏帶著一種陌生的敵意。我認為他肯定認識我，所以隻說明了我的來意：我是來送床墊的。門開了，但這一次他沒有貼著牆邊站。帶著一臉的不耐煩，他繼續無禮地叫著，命令我趕緊把床墊放下。他管我喊“你”，而不是像早餐時那樣畢恭畢敬地稱呼“您”。我不禁大惑不解，也覺得有點可笑。
我突然意識到，他根本就沒認出我來。他覺得我隻是個送貨員，也許是因為我換上了T恤衫和短褲，也許是因為最尊貴的印度人絕不會親自送一個床墊。當他表情扭曲地揮手示意我離開時，我盯著他的眼睛，提醒他就在剛才我們還一起吃過早餐。然後我見證了一個終生難忘的突變：我眼睜睜地看著他的主人氣焰瞬間消失，一下又回到仆人的樣子。他直立的身體一下子縮短，肩膀無力地耷拉下去，頭低垂著，眼睛裏又充滿了毫無威脅的溫順，他剛才揮舞的胳膊也乖乖地放回到身體兩側。“是，先生。對不起，先生。很抱歉，先生。”他一連串地小聲咕噥著。就在幾秒鍾以前，他還是不可一世的主人，而我隻是個下人，按照印度人的方式；現在他又成了下人，乞求我的原諒，忐忑不安地希望我不要告訴別的上等人。
那天早晨我享受到了我之前和之後從未領略過的特權。我看到了身為印度人——一個普通印度人，不是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精英——的真正含義。在一分鍾內，我先是感受到了無能，然後又感受到了無所不能。我先是站在穀底往上仰視，然後又站在高處向下俯視。對於我周圍的印度人來說，這就是受管製的生活所麵臨的算式：我能管他還是他能管我？誰應該對誰發號施令？誰必須自慚形穢，誰必須大搖大擺？誰必須低眉垂眼？誰可以用“你”，誰可以用“您”？誰必須把手藏在背後，誰可以隨便指指點點？
那天早晨唯一的不尋常之處就是一個印度人正好把算式倒過來了。這是印度人很少犯的錯誤。在印度，沒有比明白自己的地位更要緊的事了，在這上麵犯一點點錯誤就有可能失去生存機會。
在兒時的我眼中，美國和印度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印度有仆人。在美國我們要自己花時間刷鍋洗碗，自己收拾草坪和修剪自家灌木，自己爬梯登高換電燈泡，星期六自己組裝宜家家具。我母親每晚自己做晚飯，無論我和妹妹想去哪兒，都是她自己開車送。這是美國式生活方式，這似乎很正常，甚至不可避免，而印度之行卻讓我見識到了另一種生活狀態。
在那裏我們遇到了一種新人類——仆人。他們不是管家、清潔工或司機，那些是專職人員，雇用的時候過來，完成一個特定任務後就可以走了。仆人和這些專職人員不同，他們住在主人家裏，通常離自己的家鄉很遠，所以幾乎不用花時間來照顧自己的家庭，他們在主人家吃飯，隨時被主人呼來喝去。他們被訓練得完全能迎合主人的生物鍾，知道早晨什麼時候給主人端茶最合適，能在主人沉浸於最喜歡的肥皂劇時恰到好處地送上晚餐。他們來自鄉村，周圍沒有什麼認識的人，所以一旦被雇用，幾乎別無選擇隻能留下。
經過觀察，我發現這些仆人從事此行並非偶然，他們的下一代多半也會接著當仆人。奴役幾乎是代代相傳的。仆人有自己的生理特征，由於經常吃不飽，他們在20歲以前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而由於繁重的勞動和缺乏醫療，他們20歲以後的相貌則比實際年齡大。他們的姿勢也有別於他人，在主人麵前弓背彎腰，手放在背後，眼裏都是崇拜和恐懼，對主人言聽計從。主人的食物是蔬菜和肉，仆人的盤子裏則隻有米飯和扁豆。頭一次在德裏的外祖父母家看到低種姓的清潔女工自慚形穢地蹲在地上，一直保持著這個姿勢跑來跑去地幹活時，我感到十分尷尬。後來和印度所有有閑階層一樣，我也不再看她了。把我母親養大的保姆多年後回德裏最後一次探望外祖父母，她坐在床下的矮凳上，而我們都坐在床上，雖然她已經80多歲，雖然她這次來是因為感覺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雖然我們和那麼多印度人一樣，告訴自己她不是仆人而是“家中一員”。
當然，我眼中十分陌生的等級製度在全世界有著悠久的曆史，從歐洲封建製到美國奴隸製再到俄國農奴製。但在印度它與種姓製度密切聯係，幾千年來，這種種姓製度規定磚瓦匠的孩子隻能砌磚，剝牛皮家庭的子孫隻能剝牛皮，神職人員家庭的後代則隻能傳道，印度人毫無怨言、毫不抗爭地做著自己的本分工作，知道越是順應今生的命運，來世就會獲得更好的果報。種姓製度又規定剝牛皮的人地位低於磚瓦匠，而磚瓦匠的地位低於神職人員，並且用家族姓氏來區分這種地位差別。理論上說，任何低種姓的人都可以跳上火車，跑到國家的另一邊，在一個無人知道自己種姓的地方開拓全新的生活，這被人類學家稱為“穿越”。但是很少有印度人會采取這種行為，可見種姓的心理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不過在現代印度，種姓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樣子了。以前，作為罪惡核心的賤民製度規定某些種姓非常低下，甚至是不道德和不能接觸的。這個製度在我父母出生前就已被宣布為非法。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印度大刀闊斧地廢除這個製度。印度從國家層麵為低種姓的人留出了幾百萬個政府工作崗位和大學入學名額，利用法律來懲罰和阻止“種姓主義”的行為。民主逐漸為那些出身低賤的領導人騰出空間，所以很多印度人現在堅持把自己的低種姓地位當成團結和自豪感的徽章。在農村，這些改變的影響較小，種姓依然延續：很多人還是了解和在意家庭出身，很多仍然做著與自己的種姓有關的工作。在城市裏，不管是乘坐公交車、在辦公室裏工作還是雇用仆人，人們往往不知道也不關心和自己打交道的人來自什麼種姓，這在我父母的時代就開始了，何況是現在。但是即使是在城市裏，在彬彬有禮的談話背後，種姓仍然會影響很多人的生活，使他們或一帆風順或舉步維艱。種姓製度的殘留影響不是硬性的等級劃分，而是等級劃分背後的理論影子：印度人心中直覺地認為人類是分等級的，有些人天生就是主人，而有些人生來就要伺候這些人。
在印度的新等級製度中，餐館裏的侍者可能是個婆羅門，而他的顧客是個賤民——至少已經有了這麼大的改變。但是顧客仍然按照傳統角色所要求的方式和侍者說話，隻是他們的種姓已經不存在了：冷嘲熱諷，趾高氣揚，根本不考慮別人的感受。侍者則會聆聽、采納、微笑並連連點頭，就像仆人的慣常舉止。
我來到印度後，看到的就是這種淡化的沒有種姓的種姓製度。在孟買麥肯錫公司的電梯裏，我注意到人們的身高分兩等。分別是高級管理人員和送貨員，前者比後者平均要高1英尺。他們的臉龐似乎更豐滿，五官更端正。他們腿不瘸，身上沒有腫塊，皮膚光潔沒有斑點，因為他們有辦法來對付這些東西。送貨員膚色較黑，其貌不揚，身體外形有問題的也多一些，歲月的滄桑讓他們疲憊不堪。他們弓形腿，眼睛沒精打采，手指畸形醜陋，由於多數人都瘦得皮包骨頭，所以和整個身體輪廓相比手腳顯得很大，使他們的身體比例看起來更像骨架而不像活人。當然，不僅僅是送貨員，他們各行各業的兄弟姐妹也都是這個樣子。指揮交通的低級警員，腰細得就像富人的大腿，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執法人員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恐懼。一流餐館的服務生，禮服在營養不良的瘦弱身體上鬆鬆垮垮，在上菜時鞠躬，點頭哈腰，“先生，先生”地不離嘴。孟買五星級酒店衛生間裏的服務人員在你走向盥洗池時就開始敬禮，擰開水龍頭，把肥皂送到你手裏，遞毛巾然後再敬禮，與此同時不斷輕聲說著：“對了，先生。好的，先生。謝謝，先生。”孟買尼彬濱海大道（NepeanSeaRoad）上豪華公寓的仆人們白天在裏麵幹活，夜裏則睡在外麵的過道上，根本得不到信任，在裏麵清掃廁所的人卻不允許使用這些廁所。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這些情景的第一反應是反感和自豪感夾雜的感覺：對這種普遍的丟人現眼感到反感，為自己巨大的同情心感到自豪。看到歉疚的餐館服務員和慌忙逃避的清潔工時，我會告訴自己我來自哪裏，我絕不會那樣對待任何人。或許我是對的。但是當我把這個想法講給印度人聽時，他們總是跟我說我並不理解，在這裏別無選擇，我太理想主義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曾經嗤之以鼻的東西漸漸習以為常，然後我自己也逐漸這麼做了。我發現自己也隨順了舊印度的態度。有生之年頭一次，我有了自己的兼職仆人。我們的關係是溫暖的工作關係。我給他們大體指導，但讓他們自己去作決定。我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還和他們開玩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覺得自己變得不屑一顧起來，更經常地批評他們的錯誤或覺得他們懶散健忘。一開始我在感謝女傭為我做了什麼事情時不再轉頭看著她的眼睛了，後來我連感謝都不表示了，隻是像特權階層那樣自以為是地點點頭或者咕噥一聲。我開始冷酷起來，成了統治者，開始對那些伺候我的人不耐煩，不再道歉或表達謝意。
一天晚上理完發，我在孟買市中心叫了一輛出租車。我鑽進出租車，告訴司機我的地址，可他說不送。如果送我他必須在肯普斯角（KempsCorner）橋下右轉，但那個時候他該換班了，他必須把車交給開夜班的司機，而交車的方向和我去的方向恰好相反。他禮貌地請我再找一輛出租車。我知道高峰時段很難再找到空車，天氣窒悶酷熱，再加上打車不順，印度城市常見的桑拿天更加重了我的怒氣。於是我拒絕下車而堅持讓他送，他堅決不送並提高了嗓門，我也提高嗓門而且開始威嚇他；最後他在橋下右轉，彙入了堵車的行列中，雖然他知道走這條路肯定會塞車。
此刻他也不言語了。在新的沉默中，我聽到他儀表盤上的小發光機正播放著歌雅特瑞曼達拉，一首祈求神聖智慧賜予引導的簡單的印度教聖歌，一遍一遍重複著，就像搖籃曲一樣反複循環，令人心境平和。剛才我衝他高喊，現在喇叭衝他尖叫。換夜班的司機肯定會衝他喊叫，他母親也會因為他回家比平時晚而朝他發作。現在他隻有這些溫柔的抑揚頓挫的歌，以及它們讓他逃離此刻的能力，一種要想在這樣的世界裏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超脫。
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陣疼痛，這種疼痛不是因為他這次忍受的屈辱，而是因為他多年來肯定蒙受過很多這樣的屈辱。這是因為我認識到他是一個人，並且意識到就在剛才我並沒有把他當人看。現在我把他當人看了，我覺得自己差點要哭了。我看到自己的行為隻不過是那麼多他忍受的惡劣言行中的一種。我已經暴露出自己身上一個可怕的分歧，不敢接著尋根究底。在那一刻我比過去更清楚地明白印度人為什麼會麻木不仁，那是因為分歧太深了。你能拯救多少人呢？10個？1000個？100萬個？你看到弱勢群體的那種眼神，空洞單純，渴望你的認可。你知道你說出的一句好話對他們能有多大影響，然而有某種東西卻迫使你不說那句好話。那種依賴讓你害怕，就像一個貧窮情人的要求一樣令人恐懼，因為它表明你的給予就像個無底洞，如果稍稍讓步去關心別人，它就會把你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