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以自己年老多病，請求開缺，即讓他退休，並且請連大學士的頭銜也一並去掉，但清廷不準。曾國藩隻好再次出任兩江總督。 從此次人事調動看，李鴻章的權勢、能力甚至威望都已超過他的年邁的老師，這似乎應了當初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時曾國藩對李鴻章“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的預言。此後直到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當了二十多年的直隸總督。 經過辦理天津教案的事，曾國藩又深受刺激，他深感中國衰弱，事事落人後，欲抗禦列強的要挾，必須自強，所以以後雖是衰老的殘年，自知命不長久，但更堅定支持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辦新式工廠，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這在前麵一卷已經說過，這裏不再多談。
五、“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為憑”
曾國藩接觸外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決不止一次兩次，但辦理天津教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動。這次外交活動雖然避免了事態擴大，但曾國藩本人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清望驟減，而自己的內心也一直嚴重衝突，以致損害了身體。有人甚至說，曾國藩天津教案一年多就死亡，與處理教案不當，備受輿論攻擊有絕大關係。但是，曾國藩對外交到底是什麼主意呢？
在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中國人還沒有近代的外交觀念。1861年1月，也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央朝廷成立了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般簡稱總理衙門，管理總理衙門的人物非常顯赫：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文祥後來任大學士軍機大臣），這幾個人相當於外交部長，世界有幾個國家由如此重要的人物擔任外交部長！但這總理衙門就好象原有的理藩院一樣，實在是不倫不類的外交機構。那時候的中國人，雖然感覺到了西方的強盛，但天朝上國的架子還是不情願放下來，所以才有這樣一個外交機構。在辦外交的時候，也多半是該爭的不知道爭，不該爭的卻死要麵子去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要派公使駐京，但這些公使又決不會按照鹹豐帝的要求向他行跪拜禮，因此鹹豐帝就在熱河不肯回來，直到病死。從鹹豐帝的行動就可以看出當時中國人的想法。另一方麵，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片麵最惠國待遇卻幾乎是在糊裏糊塗的情況下讓給外國人的。
曾國藩怎麼樣呢？我們可以用一句話說：既開始注意和研究了解世界大勢，又還相當程度的在舊傳統的束縛中。 曾國藩是中國傳統經世致用精神的身體力行者。前麵說過，嘉慶、道光年間，興起了一批批判現時，主張經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官員中的代表就是陶澍和林則徐，在思想家方麵的代表是龔自珍和魏源。當西方列強攜帶著洋槍大炮東來，封閉多年的國門被他們打開的時候，這些主張經世致用的人們把他們研究實際、實事求是的精神轉移到了研究這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西方人身上。陶澍和龔自珍都死得早，林則徐已經開始努力了解西方情況，因此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稱之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繼承林則徐的工作，著成《海國圖誌》。在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軍事壓力下，繼陶澍、林則徐而起的經世派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也開始在了解世界形勢、了解外國特別是西洋情況上下工夫。但是，他們的身上又因襲著曆史的重負，所以他們是既注意世界大勢，又懵懵懂懂。他們用以測度西方這些“夷人”的，仍是中國傳統智慧，盡管當時的形勢已與中國古史上的任何一朝的局勢都不同。應該說，曾國藩雖然辦過外交，但實在還算不上外交家，因為他死得早，沒有那麼多機會辦外交。但是他的思想卻值得重視。那時候的曾國藩，我們可以把他看做是中國文化的一種代表。在西方東漸的情況下，中國以及中國文化是怎樣反應的？是怎樣對待近代以來的變化的？人們的內心又是怎樣衝突和轉變的？我們從曾國藩身上就可以摸到我們中華民族的脈搏。在這方麵，曾國藩比他的老朋友郭嵩燾更有代表性，郭嵩燾隻代表了少數對西方了解較多較深的人物，用本書前麵介紹過的鍾叔河先生的話，郭是孤獨的先驅者，而曾國藩則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當然是比較積極的一部分的文化。歸結起來，曾國藩對於外交的片斷的主張和思想如下：
第一，是自強 曆史學家們在描述曾國藩時代的外交時，常常說一句話：弱國無外交！要想在外交上站得住，你得有實力。實力怎麼來，他們基本上信奉的是“師夷長技以製夷”。有了西洋人一樣的長技，有了實力，在交涉中要強硬，背後有可以依仗的東西；要妥協讓步，也不致任人宰割。於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左宗棠都在努力辦新式軍工企業，試圖讓自己的武器也能達到西洋列強一樣的水平，把西洋列強的長技都學到手，那時候再與洋人發生衝突，無論是戰是和，都可以操縱自如。辦過一段軍事企業以後，李鴻章和曾國藩已認識到西洋強盛，表麵上是船堅炮利，即軍事技術，而其背後是發達的工業，於是洋務派又開始辦民用企業。但曾國藩死得較早，他還沒來得及辦民用企業，雖然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就得出了“大抵如衛鞅（即商鞅——引者）治秦以耕戰二字為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複恭親王書）的結論，但並沒有繼續深入探討下去。所以後來辦民用企業主要是李鴻章做的。當然，在民用企業發達的背後，還有政治製度和隱藏其背後的精神文化，而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有待時間。然而這第一步畢竟是邁出了。就是為了自強，中國開始邁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領導邁出這第一步的，就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及恭親王奕等洋務派人物。不了解這段曆史的人也許不會知道，中國的近代化，竟是為了解決被動挨打這外交難題而發軔的。關於曾國藩辦洋務企業和派留學生的情況，本書前麵已經講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第二，是以誠相待 這一想法有一個發展過程。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曾國藩對西方情況了解有限，心目中還充滿著盲目虛驕之氣。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東民眾長期不準英國人入廣州城，1849年，英國人再次試圖入廣州城，因為遭到紳士和民眾的堅決反對，英國人顧慮引起流血衝突，因此放棄。就今天我們的眼光來看，外國人是否入廣州城，並不涉及主權問題，如此堅持，似乎沒有必要。而曾國藩在家書中則寫道：“英夷在廣東，今年複請入城。徐總督（當時的兩廣總督徐廣縉）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道光皇帝）嘉悅之至。”外夷不入廣州城就可以永無夷禍，這是多麼天真、多麼簡單的想法！從這短短幾十個字中，我們看曾國藩還充滿著盲目的自信。而當時的人包括曾國藩都認為夷人“性同犬羊”，既無信用，又不知孔孟禮儀。變化起自第二次鴉片戰爭。
《北京條約》簽訂以後，英法聯軍陸續撤出北京、天津，而以後所要求的，又大體以條約為依據。這在英國人、法國人，不過是一種國際慣例，但這卻著實讓視夷人為“犬羊”的恭親王奕以及曾國藩等人出乎意外。因為按照中國曆史，北方的蠻夷一旦戰勝，其要求往往是無止境的，而且決不會管什麼條約不條約。所以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深有感觸：現在的洋人與古舊的夷狄不一樣，有時候雖然凶惡，但也要講一定的道理。經過反複的觀察，曾國藩得出一個結論，驅除洋人出境既然不可能，那麼可以和常人之間的交往一樣，待之以誠。看來孔孟之道，在洋人那裏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誠是曾國藩的思想核心，是他的理念和處世原則，現在，他把他用來與外國人打交道。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後，時時與洋人接觸，並且有洋槍隊一道作戰，而李鴻章又非常自負。曾國藩曾寫信囑咐道：“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匪傲；語言之間，莫含譏諷；銀錢之際，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蠻貊之道。”又一封信說：“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因為有西洋人強我弱的認識，曾國藩不讚成所謂“清流”者流在對外交涉中一貫強硬的態度。他認為在自己沒有強盛起來之前，一要講究誠信，一要忍辱負重。1868年曾國藩寫給郭嵩燾的信說：國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浜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意。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幹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為仇之俗說，誠為卓識。明知小民隨勢利為轉移，不足深恃，而猶籍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偽，適為彼所笑耳。
如果不能忍辱負重，輕於一逞，不但無濟於事，還會給國家帶來無法預計的損失。曾國藩有著名的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然後徐圖自強的做法，他把這也用到了外交上。 對於曾國藩的外交策略，李鴻章有一段生動的回憶，這段回憶是二十多年後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孫婿吳永說的：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麵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隻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須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於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站得住的。腳蹈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李鴻章所說的打痞子腔，並不是真的油腔滑調，而是對西洋人的要求盡可能耍手段拖延的意思，而曾國藩並不同意這種做法。顯然，對外人推誠相見、待之以誠，這種做法和主張已開始擺脫舊有的天朝上國、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的意識，但顯然還是從中國傳統的智慧和處世原則中所找來的因應之道，還不是真正的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世界。這並不奇怪，因為與西方列強打交道，以及西方的所謂萬國公法，是中國人以前從未經曆過的，曾國藩曾讀過萬國公法，但決不會馬上全盤接受，在那個時代，人們最先做的，隻能從自己國家的曆史經驗中去尋找辦法。
第三，是守定條約
鑒於中國的實力和內部的多事，條約已經定了的，不妨照章執行，以免多生事端。但如外國人的要求超出了條約中的權益範圍，就應據理力爭，不可隨便退讓。
當與撚軍作戰的時候，曾國藩曾在一封信函中說：“中外交涉事件，總宜堅守條約，條約所無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權。”在與丁日昌談論鹽務問題時，針對丁顧慮洋人侵奪鹽務利權，曾國藩說：“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為憑，約中無洋人運鹽之條，彼本無從覬覦。”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與西洋各國基本上沒有條約，中國堅持自己是天朝上國，不肯按照西方人確定的所謂國際慣例行事。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再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與西方各列強國家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條約體係，不少史學家和國際關係研究專家稱之為“條約製度”。這條約製度大體規定了中國與西方列強（後來還有日本）交往時遵從的國際關係。但這些條約對中國而言有許多是不平等的，中國學者稱之為不平等條約。比如人們比較熟悉的關稅協定、片麵（或單方麵）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等條款，以及在中國領土上所設的租界，就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不過在曾國藩時代的中國，絕大多數人對這幾項條款的危害還沒有覺察到，人們注意的是中國負責談判者妥協的態度、賠款、開通商口岸、傳教，以及我們後麵還要說的禮儀等問題。曾國藩主張守定條約，意味著對這些條款甚至是條約製度的某種程度的承認，即使這承認並不是有意識的。當然，近代中國（在曾國藩去世以前）所簽訂的條約並非都是不平等條約，而且在不平等條約中也有個別平等的條款。但是，曾國藩還不能全麵認識到哪些條款對中國有害，哪些條款對中國無害，哪些條款對中國將來的發展有利。呼籲和要求取消中外條約中的不平等條款，那是曾國藩死以後很多年的事。曾國藩隻是覺得既然驅逐洋人是不可能的，那麼遵守既定的條約就是必要的，隻是條約之外的事情要力爭。
第四，去禮儀之爭
自從西方人來到東方，禮儀問題便是中外爭執的一大焦點，為此常常弄得兩不相下，雙方都不愉快。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以慘敗告終，香港割了，款賠了，但中國還是堅持洋人不可以駐北京，不可以見皇帝，除非他們向皇帝行藩屬國一樣的跪拜禮。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敗得比前一次更慘，但相當多的人還是撐著天朝上國的麵子不願意放下來。隻是在刺刀的威脅下才同意象西方各國之間一樣準許各國公使駐京，以辦理中外交涉。不過，已經有少數人漸漸明白中國本是地球上眾多國家中的一國，曾國藩的好朋友郭嵩燾比曾國藩明白的要早，但如本書卷二所說，郭是孤獨的先驅者，曾國藩則是屬於那漸漸明白的人中的一個。本書前麵曾介紹過，曾國藩對地球儀特別感興趣，並且將它安放在自己的官署中，這雖然也反映了曾國藩對陌生事物的探索欲和了解世界的願望，但這也不正是說明了曾國藩的隱隱約約的世界概念嗎？世界大得很，中國隻是世界眾多國家的一個，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既然如此，天朝上國的架子、禮儀之爭就是沒有必要的了。
1862年6月3日，曾國藩與幕僚談如何對待外國人。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眉生（李鴻裔）言及夷務，餘以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也是在這一年，曾國藩在一封信中也說：“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兒戲，不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製之崇卑。”當時關稅的多少隻涉及財政收入，但關稅不能自主，與西方列強協定的關稅是世界上最低的，對中國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十分不利，這在以後幾十年中令中國吃了大大的苦頭。但在曾國藩的時代，除了軍事工業外，中國還沒有自己的近代機器工業，所以曾國藩還不知道這問題的重要性。而後一個觀點，即不要計較禮節的恭倨，體製的崇卑，則是開始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試圖以平等的姿態與列強交往。曾國藩有這樣的觀點，除了對世界有了那一點點的了解外，恐怕也和他經世派務實的性格有關，既然禮儀之爭毫無益處，就應該摒棄。
總之，曾國藩的外交觀念，既開始了解世界，並試圖更好地適應這個世界，但又受著中國傳統深深的束縛。他那個時代，對新事物不太深固必拒、不頑固堅持中國舊傳統、較為開明的士大夫，大體如此。
六、悵惘無限，三任江督
天津教案尚未完結，曾國藩奉命調兩江總督，回到他的老任所去。
10月17日（九月二十三日），曾國藩自天津啟程赴京，天津文武官員送到西沽。李鴻章見他的這位老師，的確已是風燭殘年，這一去江南，以後能否再見已很難說，獨自又送了數裏，曾國藩叫隨從阻止李鴻章不必再送。所謂送君千裏，總須一別。曾國藩的心情十分不好，李鴻章能繼任直隸總督，對他總算是個安慰。
10月20日、21日，曾國藩再次朝見慈禧太後。談起直隸練兵和教案，君臣有一段對話：
（太後）：“南邊練兵也是最緊要的，洋人就很可慮，你們好好的辦法。”
（曾國藩）對：“洋人實在可慮，現在海麵上尚不能與之交戰，惟尚設法防守。臣擬在江中要緊之處修築炮台，以防輪船。”
問：“能防守便是好的，這教堂就常常多事。”
對：“教堂近年到處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即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好庇護教民，（外國）領事官好庇護教士。明年法國換約，須將傳教一節加意整頓。”
11月1日，曾國藩再見慈禧太後請訓，他們的主要對話如下：
慈禧皇太後問：“爾幾時起程赴江南？”
對：“臣明日進內隨班行禮（指為慈禧太後祝壽——著者），禮畢後三兩日即起程前赴江南。”
問：“江南的事要緊，望你早些兒去。”
對：“即日速去，不敢耽擱。”
問：“江南也要練兵。”
對：“前任督臣馬新貽調兵二千人在省城訓練，臣到任，當照常進行訓練。”
問：“水師也要操練。”
對：“水師操練要緊，海上現造有輪船，全未操練。臣去，擬試行操練，長江之中，擬擇要隘處試造炮台，外國洋人縱不能遽與之戰，也須設法防守。”
問：“你從前用過的人，此刻好將尚多麼？”
對：“好的現在不多。劉鬆山便是好的，今年又糟踏了（指劉鬆山陣亡——著者），可惜！”
問：“水師還有好將麼？”
對：“好將甚少。若要操練輪船，須先多求船主（艦長）。”
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1870年11月7日，曾國藩離開京師，懷著悵惘、愧疚、失意的複雜心情，踏上了再次任兩江總督的赴江南之路，這以後，他再也沒有到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