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瑣談
來故宮參觀的人們，總要問到封建皇帝是否真是過著“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家庭生活。“三宮六院”在哪裏？“七十二妃”是否曆朝的定製？本文想在這方麵作一些介紹。故宮，又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是我國現存最好最完整的古建築群，曾有二十四個皇帝住在這裏，對全國人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故宮的建築，以乾清門為界，分成前後兩部分。前部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為中心。從乾清宮往北一直到神武門，這裏統稱為“內廷”，是皇帝和他的妃嬪們居住的地方。乾清門以北的乾清宮是皇帝的寢宮，再往北的坤寧宮是皇後的寢宮。在明代，中宮就是坤寧宮。到了清代，坤寧宮雖然改成了祭神的地方，但皇帝結婚時，還必須在東暖閣住兩天，所以坤寧宮仍是象征性的“中官”。在乾清宮與坤寧宮之間，有一個小殿叫交泰殿，以上總稱為“後三宮”，也就是民間傳說的“三宮”。“三宮”的東西兩廂，還有貯存皇帝冠袍帶履的端凝殿，放圖書翰墨的懋勤殿，有皇子讀書的上書房，有翰林承值的南書房。在後三宮的兩邊，有門通到東“六宮”和西“六宮”，東西“六宮”是後妃居住的地方。東“六宮”是齋宮、景仁宮、承乾宮、鍾粹宮、景陽宮和永和宮，西“六宮”包括儲秀宮、翊坤宮、水壽宮、長春宮、鹹福宮和重華宮。在東兩“六宮”之後，各有五組同式的宮殿，是皇子居住的地方。這些就是舊小說和民間流傳所謂的“三宮六院”。再談“七十二妃”之說。一些民間傳說談到皇帝的家庭生活時，總是說皇帝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或者說“粉黛三千”，總之，皇帝的妻妾眾多。這些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據《禮記》記載，周朝的製度是“天子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這就說明，早在我國的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有夫人、嬪、世婦、禦妻等名號，妻妾的數量，相當驚人。秦統一六國以後，根據古代“三皇”、“五帝”之說，改天子為“皇帝”。以後“六宮”數額，均一脈相承。漢代、唐代的內廷，在後妃以下，還都設有宮官女職，一般都是數百人。根據《新唐書》卷七十六記載：“唐製，皇後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儀、容、
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禦女、采女，合八十一，是代禦妻。”《後漢書》中，曾記載陳蕃上書給皇帝，訴說皇帝在老百姓饑寒交迫之時卻采選幾千宮女進宮，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到了明代，朱元璋鑒於曆朝後宮宮女過多，秩序混亂，甚至幹預政事，遺患無窮的教訓，曾進行過整飭。規定六宮定製和出入製度。但宮娥彩女，仍舊很多。明嘉靖皇帝，一次選進宮中有名號的妃嬪就有九人，由於有名號，才留下了記載。至於其他無名號的，就不知其數了。據《明史後妃傳》中所記，宮人名號就有宮人、選侍、才人、淑女等等。到了明代的末年，政治更加腐敗，統治者窮奢極欲，皇宮內的宮女、太監，多得驚人。據《清康熙諭旨》揭露，明宮內“宮女多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到了清代，又重新規定了宮女、太監的數額和等級。與明代比，宮女、太監的人數明顯減少。清順治十五年，采禮官之議：乾清宮設夫人一，淑儀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寧宮設貞容一，慎容二，勤侍無定數，又置女官，循明代六局一司之製。但由於某些原因，議定而未實行。康熙以後，典製比較完備。按定製，太監二千二百一十六名，宮女約三百人以上實際上不止此數。
此外每年還要役使“蘇拉”數萬人次。清代宮女，分為兩種，一種叫秀女，一種叫官女子。按康熙以後的規定，一個皇帝可以有一個皇後，一個皇貴妃，二個貴人，四個妃，六個嬪，貴人、常在、答應無定數見《清史稿列傳後妃》。皇後、妃、嬪、貴人、常在、答應等，都是封建皇帝妻妾們的封號。以政治上比較開明的康熙皇帝為例，葬在清東陵的康熙妃嬪，就有四個皇後，三個皇貴妃，四十八個妃嬪、貴人、常在、答應等。僅有資格葬在清西陵的雍正皇帝的皇後、皇貴妃等共有二十三人之多。根據上述綜合的曆史事實，“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說，並非臆造，是有一定的來曆的。但“七十二妃”不是一個固定的數額。根據曆朝的情況，均有變動。按《禮記》推斷，在一百人以上。然而，封建皇帝“至高無上”，獨斷專行，即使有什麼定製，他也不一定按規定執行。封建皇帝這種多妻製，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罪惡，是對婦女的一種殘酷壓迫。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揭露宮女悲慘命運的詩中說：“三千宮女胭脂麵，幾個春來無淚痕”。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指責封建皇帝“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造成民間多怨夫，宮中多怨女，是多麼的可悲可恥。事實上，封建皇帝每一次選宮女，就是老百姓的一場災難，選到宮中的女子，一旦失寵，就被關進宮內禁室裏，終生不得自由。明英宗以前，每當皇帝死去，不少宮女還得陪葬，真是慘絕人寰。
六、中國古人的姓名字號
中國古人的姓名和現代一樣，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用來代表個人的符號。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個人獨用的姓。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氏、青雲氏等，今天看來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稱。上古時代氏族以自然物為氏族標誌，因而這些名稱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現象有關。這些氏族名稱以後就可能演化為姓如熊、牛、雲等。古代稱呼人還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說，“傅”是地名、職業名如巫鹹，“巫”是從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號如仲虺，是奚仲的後人等，這類稱呼固定下來也就是“姓”。如魯、韓、宋等，是以地名為姓；東郭、西門、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為姓；師、祝、史等，是以職業為姓；上官、司馬、司徒等是以官職為姓；公孫、王孫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莊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諡號。從春秋戰國時一些人的稱呼中我們還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跡，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稱“柳下惠”，公輸班因是魯人又叫“魯班”，公孫鞅又因是衛國人稱“衛鞅”、因封為商君稱“商鞅”等。此外，在中華各民族交通往來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遲等。姓的形成有不同的曆史過程，同姓未必就是一個起源。如“賀”，有的是原姓“賀蘭”或“賀敦”簡化為“賀”，有的是原姓“慶”，因避皇帝諱而改姓“賀”。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等原因而變化。如五代時吳越的“劉”姓因避諱“劉”與吳越王“錢”，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難”之後，黃子澄的後人因避禍改姓“田”，北魏孝文帝為推行“漢化”而改“拓跋”姓為“元”姓。又如“漢代諸縣今山東諸城的“葛”姓遷到陽都今山東沂水，為了和當地的葛姓區別就稱為“諸葛”，而齊地的“田”姓外遷，以外遷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東漢名臣“第五倫”。可見，姓就是一種符號，是可以因事因地因時而變換的，並不象封建宗法製的維護者所宣傳的那樣神秘和神聖。名，是在社會上使用的個人的符號。夏商兩代留下來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盤庚、武丁等和幹支相聯係，可能和某種時辰有關。春秋時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應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鄭莊公名“寤牾生”，則是他母親難產的紀實。可見那時有些名字還是很樸素的。但那時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這含意並因同時出現的“字”而更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和“名”相表裏的，所以又叫“表字”。
屈原在《離騷》裏自述：“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正則”就是“平”，“靈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義上的聯係。古人“名”和“字”的關係有意義相同的，如：東漢創製地動儀的張衡字平子、“擊鼓罵曹”的文學家禰衡字正平，他們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詩人秦觀宇少遊、陸遊字務觀，他們名、字中的“觀”和“遊”也是同義。又如唐代書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學家曾鞏字子固，他們名、字中的“良”與“善”、“鞏”與“固”也都是同義。“名”和“字”有意義相輔的，如：東漢“舉案齊眉”的文學家梁鴻字伯鸞，“鴻”、“鸞”都是為人稱道的兩種飛禽；西晉文學家陸機字士衡，“機”、“衡”都是北鬥中的兩顆星。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咎”是過錯，因能“補”過才能“無咎”。“漁”打魚、“樵”砍柴常為侶，宋代史學家、《通誌》的編者鄭樵字漁仲；“漁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學家李漁字笠翁。“名”和“字”有意義相反的，如：宋代理學家朱熹字元晦、元代書畫家趙孟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異之，他們“名”、“字”中的“嘉”與“晦”、“俯”與“昂”、“同”與“異”都是反義。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書古典，如：漢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字偉長，《孔叢子》有“非不偉其體幹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謂德操”句。三國趙雲字子龍，取自《周易》“雲從龍，風從虎”；唐代文學家陸羽著有《茶經》，後世尊為“茶神”字鴻漸，也是取自《周易》“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
元末戲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記》字則誠，取自《禮記》“誠則明矣”；明代軍事家於謙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則都是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名和字之間意義上的聯係有的明顯，有的隱晦。如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寅”、“虎”是幹支生肖的關係，比較明顯；而清代曹寅字子清，“寅”、“清”卻取自《書經》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這句話，這就比較隱晦。有的人不隻一個字，如前述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清代蒲鬆齡字留仙又字劍臣等。古人的“名”、“字”還常用來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輩。先秦時，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長幼，如伯夷、叔齊，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薑女就是薑姓的長女。漢代以後逐漸在“名”或“字”中用同樣的字或偏旁表同輩關係，如唐代抵抗安祿山的名將顏杲卿和他的弟弟顏曜卿、顏春卿共用“卿”字，和他們同輩的堂兄弟顏真卿以書法傳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學家蘇軾、蘇轍兄弟共用偏旁“車”表同輩。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嬴、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禎帝朱由檢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這種情況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輩名，具體到個人身上就隻有半個字了。除了名、字，有些古人還有號。“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特別是文人往往以駐地和誌趣等為自己取號包括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蓮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蘇軾的東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鄭燮的板橋、朱由純的柏廬等，都是後人熟知的；有些別號的使用率如蘇東坡、鄭板橋、朱柏廬等甚至超過本名。別號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輩的限製，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發或標榜使用者的某種情操。別號中常見的“居士”、“山人”之類就是為了表示使用者鄙視利祿的誌趣。宋代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就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個“一”取號。南宋愛國詩人陸遊憂世憤俗，被權貴們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表示對他們的蔑視。
南宋畫家鄭思肖在宋亡後自號“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詩“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樣的意思、“木穴國人”木穴合寫為“宋”，表示不忘故國。明末畫家朱耷在明亡後取號“八大山人”“八大”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抒發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當然，更多的官僚縉紳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種動聽的別號隻不過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的幌子。另外還有“綽號”，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認的別號，是對人的刻畫和形容。春秋百裏奚淪落楚國，被秦穆公用五張音古，指黑公羊皮贖回相秦，人稱“五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綽號。唐代奸相李義府外柔內奸，被人稱為“笑中刀”成語“笑裏藏刀”的起源，又號為“人貓”；宋代王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當時號為“三旨相公”，這兩個綽號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臉。《水滸》裏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綽號，大都準確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這些綽號作為姓名的代稱，更是人們所熟知的。除了上述的字、號外，曆史上常用來代替個人姓名的還有：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職所在地等。如東漢孔融稱為孔北海、唐代韓愈稱為韓昌黎、柳宗元稱為柳河東或柳柳州、宋代蘇轍稱為蘇欒城等。以地名稱人在封建時代是表尊敬，叫做稱“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鴻章合肥人、下聯指任戶部尚書司農的翁同”，龠禾常熟人，卻利用“地望”的雙關語義諷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貪婪豪奢。官爵名包括職銜、封號等。如東漢發出“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豪言的馬援稱馬伏波曾任伏波將軍，投筆從戎的班超稱班定遠曾封定遠侯，蔡邕稱蔡中郎曾任中郎將，三國嵇康稱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稱杜工部、杜拾遺曾任工部員外郎、左拾遺等。弟子或後人所上的尊稱。如宋周敦頤稱濂川先生，北宋呂本中和南宋呂祖謙先後稱東萊先生，明歸有光稱震川先生，王夫之稱船山先生等。還有在死後由門人、後人上的尊號“私諡”，如隋代工通的文中、晉代陶潛的靖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