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也穿黑色的衣服，所以雖然也按五時分別服裝，但上朝時都穿黑衣。這樣從上至下均穿黑衣，服色上就很難分辨大小尊卑，於是，到了北周，周宣帝始製“品色衣”。這位自尊自大、將曆代帝王冕旒十二增為二十四，自稱“天元皇帝”的周宣王，雖然執政時間隻有一年，並無太大影響，卻為唐代品色官服的正式使用開了先河。以官服顏色辨官品的製度在唐以後的宋元明各代，原則上均被沿用。
以服色辨官品在唐代表現得最為明顯。據《隋唐嘉話》說：“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以後又進一步確定：文武官員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穿深緋色，五品穿淺緋色，六品穿深綠色，七品穿淺綠色，八品穿深青色，九品穿淺青色。文武百官均有規定服色，一望而知官階品位，這確實有利於從外在秩序與內在心理上強化人們的等級觀念和尊卑意識，同時也刺激了大小官員“往上爬”的仕途心理。為了改變自己的服色，一些官員甚至巧取豪奪，苦心鑽研升官之道，明代馮夢龍所編《古今笑史》中有一則笑話名為《衣金紫》，說的是明穆宗登基後，下詔令五品以上辭官退休的官員進階一級，即可由五品官晉升為四品官，這是對退休官的一種優厚待遇，有一州守因罪罷官，但他也趁此機會享受退休官員的待遇，自己把自己提高一級，稱四品朝列大夫，穿起了紫色官服。他的弟弟也是一官僚，得知後暗暗發笑說：“咳！可惜不多來幾次大赦，否則的話我老兄大赦一回，他就自己拔高一級，幾次就可以纏上一品文官的玉帶了”。今人又稱嶽父為“泰山”，卻不知“泰山”一詞的源起也同官服顏色有關。
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記載：唐玄宗李隆基於開元十四年公元年到泰山舉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張說擔任封禪使，順便把他的女婿鄭鎰也帶去了。按照舊例，隨皇帝參加封禪後，丞相以下官員可以升一級，鄭鎰本為九品官，張說利用職權，一下子便把他的乘龍快婿連升四級，升作五品。唐代八、九品官穿淺青色或青色官服，五品官穿淺緋色官服。唐玄宗在宴會上看到鄭鎰的官服突然換了顏色，詫異地問他緣故，鄭鎰支支吾吾，尷尬地不知如何回答，此時，玄宗身邊那位擅長諷刺滑稽的宮廷藝人黃綽替他回答說：“此泰山之力也！”妙語雙關，唐玄宗心照不宣，此事才算蒙混過關。宋代士人一旦脫去學生穿的白衫，穿上官服後，又日思夜想苦苦
祈盼著：“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希望自己早日穿上紫色官服，纏上金腰帶。這種心理幾乎製約了中國古代大多數男子，仕途成了他們自我實現的最佳途徑，所謂達官貴人成了社會衡量評價一個男子是否獲得人生成功的重要標誌，在這樣的價值標準下，芸芸眾生，須眉男子，都去擠仕途這座獨木橋，可惜，過橋者少，落水者多，於是，便生出多少懷才不遇的感慨，發出多少世道艱險的歎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算是深昧其中酸苦??白居易擔任的第一個官職是校書郎，穿青綠衫袍，因為久不升遷，作詩說：“青衫不改去年身”，“折腰俱老綠衫中”，四十四歲因得罪權貴，被貶為江洲司馬，在潯陽江頭又寫下“江洲司馬青衫濕”的名句。
封建文人詩酒風流，喜歡以白樂天白居易字樂天“知命不擾”為自我標榜，其實，這裏頭也包含了一種阿Q心理和古代知識分子命運中的深刻悲劇因素，白居易宦海沉浮起落數十年，仕途曆經坎坷，所以他的“知命不憂”實際上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看看他從諷喻詩向閑適詩的過渡，看看他從“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到“多知非景福，少語是無亨”的思想過程，也就不難理解。而他之所以選擇了“中隱”的道路，被劉禹錫稱讚為“吏隱情兼逆，儒玄道兩全”，就在於他對宦海沉浮看得更透罷了，明知無可奈何，身不由己，所以升降榮辱之時也就看得淡些。白居易四十七歲時總算由江洲司馬改任忠州刺史，第一次穿上緋色袍，於是以詩感慨：“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如絲”。“似褂緋衫衣架上，折株枯竹有何榮”。詩中全無穿緋的興奮，隻有壯誌未酬人先老的悲涼。不料任忠州刺史不久，改任尚書郎，脫去緋袍，再著青衫，又作詩道，“便麵朱絨還鈴閣，卻著青袍待玉除”。元稹與白居易友誼深厚，常有詩書來往，此時，元稹已是緋袍，白居易贈詩：“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白居易五十歲時被加授朝散大夫，重穿緋袍，而元慎已穿紫衣，白居易有詩：“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恒前……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到了唐文宗時，總算熬到了秘書監一職，穿上紫袍，所謂“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仍然是一派悲涼之情。白居易的一生，是忽而青綠，忽而金紫，服色隨升降而變化，詩歌也隨變化而記述，並且極為詳盡，所以古時就有人戲言：白居易詩記品服，可以抵得上一部唐代輿服誌了。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白居易的這種詩寫輿服誌，實在又是可以作為一部封建時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態史來閱讀的。在上引各詩中，我們主要立足對白居易“看穿看淡”的悲涼心理的肯定上來說，韓經太在他的《心靈現實的藝術透視》現代出版社年版一書中卻作另一麵觀，可以加深我們對白居易的理解，特摘引如下：白氏之贈內詩道：“貧中有等級，猶勝嫁黔婁”。世間人總是窮通不等，有騎馬的，有騎驢的，有步行的，還有推車的。所謂知足者常樂，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始終將比下有餘放在心上，自然會達觀不憂。白居易《四雖雜言》道：“年雖老，猶少於韋長史。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眼雖病，猶明了徐郎中。家雖穿，猶富於郭庶子”。無疑，這正是一種事事退一步想的心理。不過，這種知足，畢竟是因為確有知足的基礎：“勿言未富貴，久忝居仕祿。借問宗族間，幾人拖金紫”。不僅如此，他的地位已經超出了世情厲害的壓抑範圍：“世欺不識字，我忝攻文章。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可見，白居易並沒有否認由“金紫為貴”所體現的封建等級製，隻不過他相對來說比較正直比較知足罷了。實際的情況是，在中國古代仕人中，吟誦“布衣能終身，榮祿豈足賴”的人為數不多。
五、佩飾與等級
在人類擁有第一件衣服之前，恐怕就有了第一串項鏈，這些用獸齒、魚骨、貝殼、石塊串起來的項鏈，使人類形成了最早的裝飾觀念。當然，遠古人類佩戴飾物，並不僅僅是為了裝飾，它或許是勇敢的象征，光榮的標誌，或許是避邪的鎮物，信心的寄托，甚至是狩獵或捕魚豐收的慶賀。然而，人類美的觀念也由此慢慢地滋生出來。從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了一批穿孔的獸牙，海蚶殼、石珠、小礫石、青魚上眶骨和刻溝的骨管等裝飾品，僅穿孔的獸牙就有個。這些骨器和石器都加工得非常光滑可愛，可以想見是那時山頂洞人最美麗而貴重的裝飾品了。隨著人類的進化和文明的起源，佩飾漸漸地由習慣向規範方麵變化，逐步地分為“德佩”和“事佩”兩大類。前者指佩玉，後者指佩手巾、小刀、鑽火石等生活用品。古人對佩玉非常重視，玉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佩飾，究其原因，在於古人賦予玉以一種神秘的道德色彩。
《禮記聘義》中有一段記載，大致意思如下：子貢請教孔子說：“請問老師，您說為什麼君子看重玉而輕視美石呢？是因為玉石罕見而美石多見嗎？”孔子回答說：“不是物以稀為貴的緣故。原因在於從前君子將玉比作品德：玉的溫潤表現了仁；縝密堅實表現了智；有棱有角但不至於傷人表現了義；垂之如墜表現了禮；叩出聲音清越如樂一般；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表現了忠；美色旁達表現了信；玉的氣色就像天上的白虹一樣；玉的精氣表現於外就像地上的山川一樣；人們所以把玉用於朝聘之禮，正是因為它的本身就好比品德，天下人沒有不收玉視為貴重之物，就因為道的推行呀！《詩經》裏說‘溫和恭謙的君子如玉一般’，所以君子是多麼看重玉呀！”為什麼孔子要將玉神秘化道德化呢？中國的考古學家們在八十年代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解釋。
年的夏天，一批考古學家聚集浙江餘抗，共同發掘了著名的反山良渚文化大型墓地，在座墓葬中發掘出多件隨葬品，其中玉器占以上，還發現了玉雕的神人獸麵像及大批前所未見的珍貴文物。年又發掘了瑤山祭壇，出土玉器多種，考古學家經過大量考古發掘研究證明：中國在石器和青銅器、鐵器之間還存在一個玉器時代，並認為這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玉器最早出現於七、八千年之前，而玉器時代大約距今?年間。玉器時代是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靈物概念是玉器時代意識形態的核心，中華民族形成愛玉的民族心理亦根植於此。玉作為非實用性的生產工具和專用玉質禮儀製品，標誌著以等級為核心的禮製的開始，象征著持有者的特殊權力和身份。被神化了的玉一開始就將人世間的統治權力籠罩在神秘的罩袍裏，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本身、超越現實的可能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時代就在民族心理、民族意識上印下了胎記。玉的分布範圍北起燕山，西及陝西和長江中流地區，東到泰山周圍的大汶口文化，南到廣東，形成一個新月形玉器文化圈，這一文化圈恰恰是以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哲學盛行的地區。
那麼，距今?年間的玉器文化圈同距今多年的孔子之間有什麼樣的聯係呢？有一點可以肯定，曆史上的“玉器文化圈”如果存在的話，作為一種文化心理的承繼，儒家思想肯定會受其影響。因此，佩玉之所以會成為禮儀，成為製度，成為規範，也可以由此曆史追溯作文化觀。周王朝對貴族百官士人的佩玉就有嚴格的規定，已經形成了製度。《禮記玉藻》專門記述各種禮製，其中載：古代君子必須佩玉，行動起來可以發出悅耳的叮咚聲；凡是衣外係帶，帶上必有佩玉，君子沒有緣故，是不能摘去佩玉的。這是對於君子，即“士”以上身份的人的普遍要求。對於古代君子佩玉的方式，據今天學者研究，是在外衣腰的兩側各佩一套。每套佩玉都用絲線串聯，上端是“珩‘衡’，這是一杖弧形的玉；珩的兩端各懸著一枚“璜”，這是半圓形的玉；中間綴有兩片玉，叫“琚”；兩璜之間懸著一枚玉，叫“衝牙”。走起路來，衝牙與兩璜相撞擊，發出有節奏的叮咚之聲，鏗鏘悅耳。玉聲一亂，說明走路人亂了節奏，有失禮儀。以佩玉顯示佩玉者的身份和地位，在《禮記玉藻》中也有詳細規定：皇帝佩戴用玄色絲繩串聯的白玉，公侯佩戴用紅色絲繩串聯的山玄玉，大夫佩戴用，留繩串聯的水蒼玉，世子佩戴文雜色絲繩串聯的瑜玉，士人佩戴赤黃絲繩玫玉。可見，是用佩玉的質地和串玉絲繩的顏色來辨識等級。腰帶上除了佩玉外，還有插於帶間的“笏”ù音戶，笏是百官朝見皇帝時所執的手板，用處在於記事，同今天隨身攜帶的記事簿備忘錄的用處相似。
大臣執笏向天子奏事，入朝前和退朝後則將笏插在朝服的大帶上。唐代柳過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這樣一句：“薦笏言於卿士”，意思是把笏插在衣帶中和卿士說話，說明周朝時插笏於帶間的古風猶存於唐代。笏的用處、因官階大小而異的質地、形製早在周代時就有嚴格規定。周代時不但百官朝見皇帝要執笏，兒子事奉父母也要執笏。《禮內則》中規定：公雞鳴啼天亮晨起後，兒子要戴冠穿衣，將笏插入腰帶中，去拜見父母，父母若有吩咐，即刻記在笏上，以免過時遺忘。作為一種禮儀，雖然事奉的對象不同，但實質是相同的，由此也可理解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的秩序關係，禮儀猶如一條無形的繩索，係牢了國與家之間的聯係，所以，漢代荀悅有一句話說：“天下之本在家。”
漢以後，“笏”禮更重，也被稱作“手版”。謁見長官時，下屬也要求執版，表示尊敬，而且進官府時，不許垂臂執版，而必須雙手執版至鼻間高度，畢恭畢敬地作掬躬狀，這才合乎上尊下卑的禮儀，否則，就有丟官的危險。今天的人們嘲笑某人見官矮三分，低頭哈腰，畢巷畢敬，卻不知這在古代是有禮儀規定的。《三國誌趙岐傳》中載：常侍唐衡的弟弟剛剛當上京兆虎牙都尉時，不知執版之禮，一次不執版就進了官府，被上司在走廊上撞見，頓遭痛罵。而東晉時陶淵明則“不為五鬥米折腰”，自動棄官歸隱。可見，禮儀規定中就蘊含了一種文化心理，中國人怕官，越大的官越怕的心理由此也可究出根底。官吏佩印，始於戰國，止於隋唐。周朝官吏隻有符節不見官印，而戰國時為六國之相的蘇秦曾佩六國相印，天子也常常佩印。至漢朝時，佩印成為製度，官印實際上已經成為權力的象征和身份的標誌。
劉邦攻入鹹陽後，秦王子嬰投降，並獻上始皇帝玉璽。劉邦登基後改為傳國璽，璽在秦以後專指皇帝的印。漢代皇帝都身佩天子之璽，作為帝王權力的象征。百官也要佩印，而且官職一旦任命即刻交印。《漢書朱買臣傳》中載有這樣一件軼事：朱買臣等待皇帝詔封時，常到會稽官吏在京都的住所吃飯，官拜太守後，他衣帽不變，身懷官印，去原住所吃飯，進門時，官吏們正狂呼亂飲，並不瞧朱買臣一眼，朱買臣也不說話，隻進門上桌與大家一塊吃飯，有人見其佩一係官印的綬帶，感到奇怪，上前拖出官印，見是會稽太守章，大驚，告眾官，大家一時驚駭得麵麵相覷，隨後趕緊在中庭拜竭。因為當時新官任命時即賜新印，到任後再收回前任的印，繳回京都或者就地銷毀，可見，官印就是權力和身份的標誌，似乎比官服還重要得多。按照製度，官印必須隨身攜帶，印章裝在皮製的囊裏，然後懸掛在腰間的綬帶上，因此又稱佩印綬。
印綬是漢代官服上區別官階高低的一個重要標誌，諸侯王是金璽綠綬；相國和丞相先是金印紫綬，以後也改為綠綬；太師、太保、太傅、太尉及左右將軍俱是金印紫綬；禦史大夫是銀印青綬；俸祿二千石以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員用銅印黑綬；六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員用銅印黃綬。綬帶不僅在顏色上因官有別，而且在編織的稀密上也因職而異。唐宋時，除以官服顏色辨識官階品位高低外，“佩魚”也是重要的辨識標誌。唐代“佩魚”已在第一章中談及，這裏主要談“佩魚”在宋代的延續。唐時，凡五品以上官員盛放魚符，都發給魚袋，以便係佩在腰間。宋時不用魚符，隻留魚袋。宋時官服也承襲唐製，不同品位以不同服色區別。凡服色為紫色或緋色者，都要加佩魚袋，魚袋上用金或銀飾為魚形，皇帝還曾賜給親王玉魚。宋時，當官的被皇帝賜金紫或銀緋，是一種特殊的榮耀。所謂賜金紫，就是佩金飾的魚袋和著紫色的官服；賜銀緋，就是佩銀飾的魚袋著緋色官服。司馬炎和蘇軾曾分別受到賜金紫和賜銀緋的榮耀。若用借色服，按規定是官服可借，但魚袋不能借用，後來即使也能借，但一定要在官職上注明“借”，以此區別於“賜”。比如編纂《三禮圖》的宋代博士聶崇義，他的正式職銜就應該寫成：“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聶崇義”，這裏的“賜紫金魚袋”就是特別說明紫色官服和金飾魚袋是由皇帝直接頒賜的，自然要高於“借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