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帝詔令與衣飾謀略
兼有文治武功之才並創建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一匹名叫“獅子驄”的駿馬，這匹馬性情暴烈，宮廷上下竟無人可以製服。正當眾人無計可施時，唐太宗的一位年輕妃子自告奮勇地對皇上說：“給我三件器物，使可製服烈馬。一要鐵鞭，二要鐵棍，三要匕首。用鐵鞭打它，不服，用鐵棍打它的頭，再不服，用匕首割斷它的喉”。一番話說得唐太宗點頭稱是，內心十分讚許這位年輕妃子的英雄氣概。可是，誰能料到，正是這位年輕妃子在數十年之後竟以治服烈馬的方式控製了整個大唐帝國呢？她，便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登上帝位、建立朝代的女皇帝??武則天。
貞觀十一年公元年，歲的武則天被選入宮，當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時，她年僅二十六歲，風華正茂，卻不得不按皇宮裏的規矩到感業寺出家做了尼姑。不到一年，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去了感業寺，發現武則天不但風韻猶存，而且美貌不減當年。於是，比她少四歲的高宗竟一下子迷戀上了武則天，重新將她召進了宮中並封為昭儀。武則天通經史，有謀略，在一年的時間裏，居然擊敗後宮所有對手，贏得了“三千寵愛在一身”的特殊地位，年高宗廢皇後王氏，立武則天為皇後。高宗少主見，無決斷，武皇後的性格則完全不同，堅決、果斷。她利用高宗的性格弱點，一步步地抓取朝政大權。年，受高宗委托處理朝政，年，連高宗也感到李家天下難保，密謀廢皇後。但為時已晚，武則天羽毛已豐，她對同高宗並稱二聖的地位仍不滿足，為了登上皇位，她甚至連親生兒子也不放過。武則天生有四子，李弘、李賢、李顯、李旦。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她就用毒酒殺了李弘，隨後又廢太子李賢，再廢已經登基的唐中宗李顯，再逼四子李旦讓位於她。年，經過三十六年的努力，武則天改唐為周，做了聖神皇帝。從年唐王朝的大權實際上已歸武則天所有始，到年武則天歲止，女皇執政長達年之久。更為難得的是，從曆史上看，武則天雖為女性，但魄力與謀略卻在許多男性皇帝之上，這也在服飾製度上表現出來。
從唐太宗到唐高宗時，社會上仍保持貴族男子戴冠，平民男子戴巾的規矩。武則天一反舊規，由宮廷內府特製一種號稱“武家諸王樣”的新式頭巾賜給寵臣。天綬三年，武則天又命內府製作了一種新式繡袍，麵料上刺繡山形，圍繞山的周圍刺繡了十六字銘文：“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躲親”。這是中國古代服飾史首次出現的官服式樣。女皇的謀略用在異文繡袍的賞賜上。隻有在武則天登基改朝後新任命的都督刺史，官位三品以上的命官才有可能得到賞賜，而原來已是三品以上的官員仍著舊袍。同在一朝稱臣，新袍舊服，對比鮮明，女皇的揚抑親疏顯而易見。不過，激賞同黨，扶植新貴，隻是計謀的一個方麵，另一個用意在於以此試探舊臣是否懷有二心。因為女皇稱帝之始，許多舊臣不服，她一麵重用酷吏，一麵鼓勵告密，甚至親自召見舉報別人謀反的人告密，以此清除異己，推行高壓政治。
四年以後，武則天才下令將異文繡袍賜給所有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袍上的文字是在時時地提醒百官唯女皇是忠，諸如：“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品翊政，勳，章力慶陟”；“懿衝順彰，義忠慎光”；廉飛聘奉，訐誠忠勇”等等。每件繡袍均為八字，繡在衣背上。武職三品以上如左右監門衛將軍繡一對獅子；左右衛繡麒麟；左右武威繡一對虎；左右豹韜衛繡一對豹；左右鷹揚衛繡鷹等等，諸王的繡飾是盤龍和鹿，宰相繡鳳池；尚書繡一對雁。為了進一步收伏人心，稱帝後的武則天還將百官佩帶的魚袋改為龜袋，“魚袋”是一種用帛織成，形狀如鯉魚的袋子，它是由漢朝官員裝放官印囊逐漸演變
而來的，魚袋在唐高祖時，主要用於調兵傳令。唐高宗時，作為五品以上官員的身份標誌，有金、銀飾魚袋之分，魚袋分為兩半，大臣們隻有一半，而另一半放在宮內，大臣應詔入宮時，兩相吻合，確證身份。古代人講究諧音，魚袋呈鯉魚形狀，“鯉”與“李”諧音，宋代吳仁傑《兩漢利說補遺》卷十對此有所解釋：“符契之所以用魚形，源出於唐代製度，緣由在於鯉與李同音，為皇帝之姓”。
唐高宗時更下詔令，兩度禁捕鯉魚，可見此種解釋是可信的。這裏含有效忠李姓皇帝的意思。武則天改的龜袋，“龜”與“歸”諧音，意在歸順新朝皇帝，仍是五品以上官員佩帶。三品以上用金飾龜袋，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這一改法，寓威懾與恩賜兩種含義，符合武則天恩威並施的一貫作風，不過為了拉攏人心，武則天也時常不顧製度，隨意將龜袋賞賜給寵臣。由於賞賜太濫，以至於朝廷集會時，四品五品大臣所穿緋色官服，比八品九品官所穿的青色官服還多，五品以上手執象笏板者比九品以上手執木簡者多。如果說武則天的衣飾謀略主要為了收住人心，樹立女皇權威的話，那麼，明太祖朱元璋的衣飾謀略則在於複興漢族禮儀，重建漢人掌權的王朝。以蒙古族為首的元王朝將人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是最高一等；其次是色目人，即來自天山南北及蔥嶺以西的人；再其次是“漢人”，指的是在黃河流域的漢人和女真人等；最下等的是“南人”，指的是南宋滅亡後歸附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漢人是其中的大多數。這種明顯帶有民族歧視色彩的統治手段，加之對廣大人民的殘暴統治，使得元朝末期廣大勞苦民眾紛紛揭竿而起，農民起義如火如萘，佃農出身的朱元璋就在農民起義的戰爭中逐步成為領袖人物，最終推翻元朝，統一全國。
朱元璋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於利用了漢族地主上層分子對元朝統治者的不滿心理，以及占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的漢族人民的反抗情緒，看準時機，因勢利導，奪取天下。他提出的口號有一定的號召力：“驅逐胡虜，恢複中華，雪中國之恥”。因此，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後，立刻宣布恢複“漢官之威儀”，親自下達詔令，首先禁胡服、胡語、胡姓、衣冠形製仿效唐朝，凡是蒙古族的習俗一律摒棄。此舉意圖十分明顯：以恢複漢禮為手段，鞏固朱家王朝的統治。朱元璋身為皇帝，不僅對製定服飾製度一再過問，而且幾次下詔推行某種式樣的男子頭巾，可謂用心良苦。元朝末年，浙江山陰出了一位詩人，名叫楊維禎，自號鐵崖，他寫的詩被稱為“鐵崖體”，很受當時文壇推崇。朱元璋久聞他的名聲，幾次想請他出來做官，都被謝絕。一次，朱元璋在南京召見楊維禎，見楊頭戴自己設計，式樣特殊的方頂頭巾，很感興趣，竟仔細詢問起來，當他得知此巾名為“四方平定巾”時，大喜，即刻下詔命令無論士庶男子一律戴這種巾，當時，朱元璋雖然取得北伐勝利，但天下仍未實現統一，鐵崖老人雖然官不做，但奉承的話還是會說的，以“四方平定”為頭巾名，其寓意顯然是預祝朱元璋擁有天下，朱元璋聽了自然是正中下懷。朱元璋親自下詔推行的男子巾帽還有“網巾”。
網巾，一種係束發髻的網罩，以黑色細繩、馬尾、棕絲編織而成。大概相當於今天婦女仍然沿用的發網。隨著發髻頭的出現，發網也大派用場，因為發髻梳好後，需用發網固定。不過，從明代崇禎刻本《天工開物》的插圖中看，當年的網巾，是將整個前額都覆蓋起來，可見，較今天婦女使用的發網要大得多，關於網巾，《七修類稿》一書中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微服出訪，路過一座名叫“神東觀”的道觀，見燭光之下，有一位道士正在編織網巾，就問：“這是什麼東西？”道士回答說：“是用來裹頭的網巾，用它罩發可以達到‘萬發俱齊’的效果”。朱元璋回宮後，派人去任命道士為道官，並取十三頂網巾作為禦定式樣推行於天下，讓所有人不分貴賤都戴用此種網巾。據說明朝滅亡後，有一明朝遺民和他的兩個仆人，因為不執行清王朝改冠易服的命令，仍著明代衣冠而被捕入獄，入獄後，被奪去網巾衣冠。主人對仆人說：“各個朝代都有各個朝代的衣冠定製，至於網巾，是我們的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首創的，現在我們雖然國破家亡，卻怎麼能夠拋棄祖先的製度呢？你們去取筆墨來，為我在額頭上畫上網巾。”於是，三人相互對畫，天天如此，載《畫網巾先生傳》以此可見，網巾在明朝的普及程度，而且網巾的確是從前額一直網罩到後腦勺，覆蓋全部頭發的。從明代留下的各種圖像資料上看，“四方平定巾”多為官員和讀書人所戴，它以黑色紗羅製成，因其造型四角都是方的，也稱“四角方巾”。在市民百姓中，更多人戴一種用六片羅帛拚成的小帽，就是一直沿用到本世紀中期的瓜皮帽，至今在兒童商店中也偶爾可以看到類似式樣的小帽。明代的“瓜皮帽”，又稱“六合一統帽”。據史料記載，是在“四方平定巾”之前為明太祖朱元璋所創立的，兩種巾帽都是由明王朝規定式樣，頒發全國通行的，取其意為“四方平定，六合一統”。它們都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義，既是吉利的兆頭，又是推行王權的標誌。這也正好應證了上述“畫網巾先生”的言論：“衣冠者，曆代各有定製。”各個朝代的皇帝都要推行自己的服飾式樣，都要製定自己的服飾製度，以此別於前朝，雖然大多不免有所承繼，但以新朝戰勝舊朝的含義卻總是或巧妙含蓄或明白直露地表現於衣裳服飾之中，衣飾為謀略的深層涵義就在這裏。
衣飾謀略在封建帝王手中還有這樣一個特點，既要利用服飾製度，建立禮儀鞏固王權；又無視服飾製度，為所欲為，多有違背。處於封建社會金字塔頂端的這種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賦予了皇帝這種權利，要禮儀時，綱常倫理，道德廉恥。不要禮儀時，弱肉強食，勝者為王。封建社會宗法製度先天地注定了中國曆代道德的虛偽性，一麵是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一麵是同室操戈，豆萁相煎。為了爭權奪利，曆史上子弑父，妻弑夫，母弑子的殘忍行為屢見不鮮。當皇帝象走馬燈一樣更迭易位之時，便是皇室血親骨肉相互殺戳之日，所謂“宮廷政變”正從一個方麵表現了中國禮儀文化在彬彬有禮麵紗下所掩蓋的另一麵：虛偽和殘暴。骨肉至親間尚且你死我活，小小的服飾製度更可以是政治鐵腕下的一塊麵團，橫捏可以，豎捏也可以，總之，隻要達到目的，手段是可以任意選擇的。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朱家王朝的統治，陸續分封諸皇子及侄孫為二十五個藩王。朱元璋死後，明惠帝繼位，開始削弱藩王的勢力，實力雄厚的燕王起兵造反，與惠帝爭奪王權，公元年，燕王攻破應天今南京市，次年登基，號稱永樂皇帝。這位永樂皇帝因奪皇侄之位而登基，不免有些心虛，為了減少皇兄們的非議，竟然將皇帝至尊身份專用的袞龍衣賜給親皇弟和其他親侄，皇帝龍袍尚可恩賜，更不用說等而下之的其他官服了。錦衣衛是明朝皇帝的禦林軍，即是皇帝的心腹加保鏢，又是特務加打手，在朱元璋執政時，錦衣衛中的最高官職隻不過是正三品，到了明代宗時，錦衣衛的官員畢旺向皇帝要求提高待遇，理由是作為皇帝的近侍應比一般官員享受更加特殊的待遇。
這一要求立即得到皇上的準許，所有錦衣衛一律穿麒麟服，而麒麟本是公侯一品服，這樣一來，造成了朝廷官員服製混亂，近乎於無章可循。隨意加官晉爵，濫賞官冕禮服，是曆朝皇帝經常使用的籠絡人心的廉價政治手段。宮廷的宦官，專事侍候皇帝以及家人的衣食住行，是被閹割的男性奴隸，他們往往隨皇帝寵愛程度的深淺而得到不同的待遇。唐朝初期，宦官最高不過四品官，穿黃色官服。到唐中宗執政時宦官三千人中，七品以上的有一千餘人。到了唐玄宗時，宦官地位又有提高，隻要討得皇帝歡心，即刻可以加綬三品官銜，當時宦官穿黃色官服的已有三千人，穿朱紫色更高官位的居然超過一千人，濫賞濫封對宦官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對文武百官了。宋代官服沿用唐製，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綠色，九品以上用青色。宋神宗時，去掉青色，留下三種顏色，即四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以上服緋色，九品以上服綠色。官服顏色雖然不多，但由於“一借二蔭”辦法的實施，造成百官服色濫用的後果，服飾缺席也因此被搞亂了。所謂“借”是借色服，唐朝時已有，宋太宗正式規定朝官外放，出任節鎮和轉運使時，本來穿緋綠色的可以借紫色。出任團練、州刺史的，本來穿綠可以借緋，穿緋可以借紫。在朝官員任職滿二十年者，由朝廷賜給緋、紫色服。宋仁宗時借服製又擴大到地方官，服色更濫，這種隻在名義上提高待遇的辦法，意在籠絡百官。所謂“蔭”，是指恩蔭。貴族子弟尚在幼年就可以穿著綠色或緋色的衣服，有的十一、二歲就可以穿尊貴的紫衣了，這種辦法體現了貴族世襲製度。比起武起則天恩賜異文繡袍，“一借二蔭”的手段顯然更為廉價。
四、服色與官品
古代封建社會的官是統治者權力分配的產物，而權力分配的方式一方麵受到整個封建社會內部結構的製約，另一方麵又受到曆代統治者統治策略的影響，因此，周代時因事設官，因事立名的方式很快就被後世愈來愈複雜的官製所替代。正如呂思勉先生在他的《中國製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中所指出的那樣：官製一門，在製度中最為錯雜，此由曆代設官時有變遷，即其製不變者，其職亦或潛行改易”。所以，在古代服飾製度中，官服不但是最為龐雜的服飾之一，而且也是最能體現封建社會尊卑有序、等級森嚴的社會特征，因此，它也是最能代表中國禮儀文化的特色的服飾。在西周時，已有皇帝以下的百官服飾，它不但有別於帝王，而且自身也有嚴格的等級差別，即根據不同的官職品位製作不同種類形製的官服。《周禮司服》對此有詳細規定：“上公的服製，自袞冕以下和王者的衣服相同，侯伯的服製，自冕以下
和上公的衣服相同，子男的服製，自毳冕以下和侯伯的相同，孤卿的服製，自希冕以下和子男的相同，卿大夫的服製，自玄冕以下和孤卿的相同，喪服加大功和小功。士的服製，自皮弁以下，和大夫的衣服相同，喪服也是一樣。”就是指以官品職位高下而定各官的服飾。周代即使上公與天子可同服袞冕，候伯可同冕等，在所戴冕旒上的佩玉數仍少於帝王，色彩上也有不同。秦漢以後，百官服製日趨繁瑣，至隋唐完備。其中官服顏色最可體現官職品位的高低，服色甚至成為官職的代名詞。
不過，這主要是隋唐以後的官服情形。秦朝為時甚短，服製尚未明確，漢代官服則主要以文官進賢冠的梁數和綬的稀密和采色區別官品，直至隋唐開始以官服顏色辨識官品。宋代大儒朱熹用心鑽研曆代禮法，他對此就曾說過：“唐代的官服，原本為夷狄民族的戎服，自五胡亂華末期流入中國，到隋煬帝，令百官穿此戎服而隨駕巡遊，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官階的區別。《文獻通考》的作者馬端臨也說：用紫、青、綠為官服服色，是始於隋煬帝、定製於唐代。所以，漢代馮衍所說：“經曆顯位，懷金垂紫”與唐人韓所言：聲名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中的“金紫”並非同一意思，漢時“金紫”指金印紫綬，屬於官員佩飾，唐時“金紫”，指“金魚袋”和紫色官服。之所以會出現以衣服顏色辨識官階的現象，自然與等級製有關，秦朝自以為得水德，衣服尚黑。漢襲秦製，亦尚“玄之色”，不但文官穿黑色的衣服，連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