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7章 服飾拾遺(下2)?(3 / 3)

十六世紀的英國還曾經流行過一種巨大的多層褶領,這種領子需要用澱粉漿硬,然後熨烙成形。由於褶領過大,為了防止吃飯時食物掉在領子上,吃飯的方式、習慣以及銀質器皿的造型都發生了變化。十六世紀西班牙宮廷的服裝,也有一個呈放射狀類似車輪的巨大領子,為了撐住衣褶甚至在裏麵放入鐵絲。由於領幅過度,在喝湯時湯匙夠不到嘴,以致要加長湯匙柄,流行的服裝風尚居然改變了湯匙柄的長度。而就這種變化的原因來說,巨大的領子是大大違反人類衣著舒適的原則的。追逐時髦的狂熱常常會使人走向不顧健康甚至傷害身體的極端。在十八世紀,歐洲婦女為使自己的腰顯得纖細,從幼年開始就不分晝夜地穿著緊身胸衣。最初,這種衣服是用鐵或鋼製成的,嚴重危害健康甚至使人的骨骼變形。盡管當時許多醫生極力反對,但時髦的女郎們仍然穿用了很長時間,十九世紀初在歐洲出現了一種極為流行的“帝國女服”,帝國女服發展到頂端時,演變成古羅馬風格的服裝,為了體現這種風格,人們使用一種名為“莫斯林”的質地軟薄的絹綢製成女袍,腰線緊靠胸部以下,表現出布料柔軟的特點。

當時,許多人為了趕時髦,在寒冷的冬季也穿這種薄薄的長袍,因此不少人受涼患了肺談,被叫做“莫斯林病”,最終在年在巴黎釀成一場流行性感冒。從流行服裝到流行感冒,就好比今天的人們流行牛仔褲到“牛仔褲綜合症”,從流行緊身束腰腰帶到“束腰綜合症”,從流行兒童頭盔到“兒童頭盔綜合症”,這些都是追逐新潮、崇尚時髦的狂熱使人誤入歧途的結果。古人追求時髦的話題說到這裏,似乎可以打住了,因為我們已經從許多例證中分析了中國古代時髦的特點,但由於立論的原因,我們主要談的是時髦所引起的消極影響的一麵。其實,時髦的影響並非一無是處,它能觸發一個民族的好奇心,使得她時時從昏睡中打起精神來,睜開眼睛關注自己的鄰居的動作,時髦又常常發起於年輕人中,那麼,年老的一輩人則以家長的身份觀察著兒女們對於某種風尚的模仿,或支持,或反對,或褒獎,或貶斥,或漠然處之,或勃然大怒,這裏似乎也有“代溝”。傳統與新潮之間的矛盾與融合,其本身就蘊含了豐富的社會文化內容。而且,曆代時髦是受到衛道者的抨擊,卻又總是曆久不衰,層出不窮,總之,人類趕時髦的欲望居然如此強烈!不難看出,時髦所帶來的新鮮事物常常具有一種頑強的力量,悄悄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麵,從形式到內容,從外表到內心。就服飾來說,盲目追逐所謂時髦,則往往會走到自殘身體、妨礙生活的地步。

十四、旗袍馬褂的血淚

一個小民族以武力改變了一個大民族的服飾,這樣的流血例子世界罕見。中國的男人終於在二百多年裏拖起了長長的辮子。滿族人的武功與漢族人的妥協,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曆史。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是由滿清貴族愛新覺羅氏創立的。愛新覺羅氏發源於長白山,愛新為滿語金之意,覺羅為族之意,意思即指愛新覺羅為女真的遺族,遼金兩代時,女真部落散處於長白山與黑龍江之間,故有白山黑水之說,以捕魚狩獵為生。直到明代,仍維持以宗族部落為單位,各自獨立的局麵,後經一代英雄努爾哈赤的努力,這支女真的遺族才逐漸統一起來,成為崛起於中國東北的強大民族。明朝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即汗位,建立“後金”政權。努爾哈赤死後,他的兒子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並且忌諱再提後金國號。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漢人對宋朝受女真前金族禍害的記憶猶新,餘悸未消,而此時的皇太極,對明朝則主要采取和議的政策,千方百計要打消明朝的顧慮,他在寄給明將軍祖大壽的一封書信中這樣寫道:“你國君臣,總是以宋朝故事為鑒,不願議和,然而,就像明主不是宋朝的後裔,我也並非金人子孫,彼一時,此一時,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為什麼不能因地製宜呢?”出於和議策略上的考慮,皇太極比他父親努爾哈赤更注意利用漢人。已經不僅僅停留在侵犯明朝疆土、掠奪財物人口的認識水平上,而是希望借助漢人的力量,達到入主中原的目的。明將孔耿投降,皇太極力排眾議,與他行抱見禮,以示尊重,引起手下文武大臣的不滿。努爾哈赤痛恨明朝儒生,捕獲後常處以極刑,皇太極則不同,不但予以優待,而且還在天聰三年九月,舉行儒生考試。他親自下詔說:“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勘禍禮,以文教佐太平。”已經開始意識到漢族文化的重要性,皇太極本人也喜歡披閱漢文史書,試圖從中尋找治國安邦之策。

從明朝初年開始,滿洲就受漢文化影響,其中不僅有市場上的物質交換,也有典籍文物的引進。努爾哈赤作為一個酋長時就熟悉漢文,幼年時已熟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到皇太極掌權後,由於連年與明朝交戰,更加認識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漢族文化。天聰三年,創立文館,記注政事,翻譯漢籍。此後,又定內三院,分別職司;考取諸儒,獎掖才幹,這些都是發展文化的措施。當時在滿清貴族中有一種普遍的心理,認為武功是滿人強,曉習法律則屬漢人高明。但最終是滿人的武功要勝過漢人的法律。皇太極對這種不重視文化的心理持批評態度,他在天聰五年時召集貝勒大臣,說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話:“我所以要求諸位貝勒大臣的子弟讀漢人的書,是為了使他們能夠知曉禮儀,忠君親上。聽說你們中的一些人由於溺愛子女,不讓他們學習,理由是我國人民雖不讀漢書,卻也沒有誤過事,為什麼不想想去年我們失去永平、遵化等城的原因,難道不是不知學問,不明義理的緣故?今年明朝築大淩河城,我們派兵圍攻了四個月,城內糧草斷絕,到了人吃人的境地,仍然死守,雖然由於援軍都被我們打敗,最後淩河城被攻下了,但仍不肯放棄錦州、鬆山、杏山等城,其原因就在於漢人知書達理,為朝廷盡忠。各位作為父親兄長,溺愛子弟,可以不要他們讀書,難道可以令他們不披甲出征嗎?皇太極這番話可謂語重心長,他指出漢文化中有知禮忠君的因素,它對於維護朝廷的安危、對於作戰取勝的重要性,而且將學習漢文化放到與披甲出征同等重要的位置,充分意識到了文治的作用。這之後,皇太極下令貝勒大臣的子弟凡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都要就學讀書,不願就學者必須向他說明理由,此時的皇太極似乎是懷著急切的心情推動本民族漢化的進程。就在下詔令貴族子弟合年齡者一律就學研習漢書的翌年,即天聰六年,皇太極著手規定貴族服飾:凡黑狐帽、五爪龍、明黃、杏黃、金黃等服,非皇上賜給才能夠服用。閑散侍衛、護軍及諸貝勒下護衛以上,才準許穿緞衣,其他人隻能穿布衣。婦人則必須隨丈夫的官品等級穿衣。皇太級還親自下詔說:“國家服飾之製,意在辨等威、定民誌,全國上下必須遵守。我國風俗,一向敦厚淳樸,但近來奢靡僭越之風出現,因此,不可不定法製,通告全國。”當時的皇親貴族子弟,都係紅帶,以示等級。如果平常百姓與係紅帶者發生衝突而罵及祖父,可以將百姓一方處死;如果貴族子弟不係紅帶被人辱罵,不能罪罰對方,可見當時也有以衣飾辨等級的觀念。

到了崇德年間,已是清太宗的皇太極開始推行服飾製度,崇德二年,清太宗規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和輔國公戴寶石頂冠,用補服和翎服表示官品等級,以上名份統稱為八分五公。沒有進入八分五公的戴珊瑚頂冠。同年,又下令諸王、貝勒、除出師田獵可以穿便服外,其餘時間必須遵守國初定製,一律穿朝服。推行服製,意在明辨等級,這是滿族從部落向封建化國家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步驟,結合清太宗對農業的重視態度來看,滿清貴族已經在漢文化的參照下,大踏步地走向文明,以此推測,清太宗如果能像當年魏孝文帝那樣大力推行漢化,會不會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具有另一種麵貌呢?可惜曆史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也可惜清太宗對漢文化遠未能如魏孝文帝那樣親近與信賴,而是始終帶有幾分恐懼和提防,他既看到了漢文化的先進與有利於維護統治的一麵,又一直擔心由於推行漢化而失去本民族的本色。這種既接受又拒斥,既向往又恐懼的心理是非常複雜而矛盾的。本來由於交通的頻繁,漢人投降人數的增多,滿清文化向漢族文化靠攏的機會很好,清太宗也曾鼓勵貴族子弟學習漢文化。但他內心又是非常顧慮的,怕滿人仿效漢人,改變舊日風俗而導致同化。

他在崇德元年十一月,召集諸王貝勒大臣在翔鳳樓集會,會上先請內宏文院大臣,高聲郎讀《金世宗本紀》,然後說道:“你們應當認真聽著,金世宗是蒙古人和漢人中聲名顯赫的賢君,曾被稱作小堯舜。我每讀此書,都覺心往神馳,耳聰眼明,不勝歎賞!我想金太祖太宗時,法度詳明,但到了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法度廢弛,君王耽於酒色,荒淫無度,一切效法漢人的陋習。金世宗即位,奮發圖強,勤求治理,唯恐子孫因為效法漢俗,拋去自家本色。所以,屢屢強調衣服,言語必須保持舊製,並且需要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可惜後世君主,漸漸地忘記了世宗遺囑,連騎射武功也懈怠廢棄了,結果到哀宗時,國家滅亡。可見凡為君主,一旦沉溺於酒色享樂,沒有不亡國的。前一段,儒臣巴克什等人,多次勸我改滿洲衣冠,效仿漢人服飾製度,我沒有聽從,他們以為我不納諫。我試著打個比喻,如果我們大家在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遭敵人突襲,我們能抵抗嗎?如果廢了騎射,寬衣大袖,那就隻有等著他人宰割了。我沒有聽從改衣冠的建議,實在是為子孫萬代著想,豈能在我手裏變掉舊製呢?”皇太極此時已經認定改衣冠、效漢人製度是亡國忘本的同義詞,將接受漢人的生活方式與耽與享樂、溺於酒色劃等號,並與騎射武功完全對立起來,這個觀念逐步成為滿清貴族統治者製定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一直影響到後世的清朝君主。同剃發易服令就是這種觀念的產物。皇太極死後,他的小兒子福臨即位,小皇帝年僅六歲,受群臣朝賀時,問侍臣說:“諸位伯叔兄朝賀,我是回禮呢?還是坐著受禮呢?”年幼的皇上難以服眾,朝廷大權在攝政王多爾袞手中。多爾袞擁有兵馬,武功強盛,時常藐視幼主,所以此時的清國已經沒有皇太極時代純樸易治,內部矛盾紛繁複雜,對明朝的威脅也減少了些。

不料,吳三桂乞降求援,引兵入關,多爾袞抓住良機,長驅直入中原,為滿清奪取天下,跨出了關鍵的一步。多爾袞進兵中原之所以順利,除了吳三桂的叛變內應,明朝國勢虛弱的原因以外,也得益於漢人大學士範文臣和明朝降將洪承疇等人的謀略,兩個洞察國勢,勸誡多爾袞不要重蹈滿人進兵中原行掠奪之事的舊轍,而要樹立入主中原奪取天下的大誌。因此,多爾袞在進軍發兵之前,對他的軍隊下令說:“從前三次征伐明朝,都隻是為了俘掠人口財物,這次進軍,不同以往,蒙天賜良機,我們要定國安民,以成大業。入邊之日起,凡有歸順,不許殺害,除剃發外,秋毫無犯……”進入北京後,多爾袞正式下達剃發易服令,要求投降的明朝官民人人都必須剃成滿人發式,改穿滿人服飾,違者治以國法,並且還定了最後期限,以至“殺無赦”,可謂法令嚴峻。但由於法令涉及麵極廣,遭到了頑強的抵抗,滿清統治者不得不暫時緩和,以剃發自願作為權宜之計,禮俗衣冠,也不強求改變,暫從明代製度,所以,當時又有“十不從綱”,即:“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役從而言語文字不從。”這些都是明朝降臣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向新主子所獻的計謀。之所以會被滿清統治者所采納,關鍵在於清兵入關,雖占領北京,但局勢未穩,以收伏民心為第一要事,他們甚至一再向逃至南京的明朝皇帝表示友好,期望南北對峙的合法性。鑒於這種形勢,滿清統治者在服飾製度方麵,采取兩民族間暫時妥協的辦法,朝廷之上也類似遼代實行“雙軌製”??漢人大臣仍舊束發頂進賢冠,穿長袖大服,滿人則穿滿服,分滿漢兩班站立。

據說,當時有一個名叫孫之邂的明朝進士,看到當時明朝大勢已去,趕緊投靠新主子,他頭剃發迎降,並改穿滿服。在朝會中,漢人滿人各穿本族服裝分班站立,而孫某卻是漢人穿滿服,不知站哪班合適,漢班官員認為他已改穿滿服,應入滿官之列,而滿族官員則認為他是漢人,應入漢官之列。孫某左不是,右不是,十分尷尬,以至老羞成怒,在清主麵前屢進讒言,促使了剃發令的頒發。剃發令激起了漢族人民的反抗,在名士謝遷的領導下,當地人民群起攻之,在破淄州城之後,將頭發插入孫之邂的頭殼中,並將他全家七人統統殺死。此事在《清史稿》中有簡略記載。順治二年,隨著清朝統治權的初步鞏固,順治皇帝在嚴厲推行剃發令之後,立刻強迫漢人改變服飾,他詔令四方,禁止穿漢族舊衣,並且督促各地官吏堅決執行剃發易服,若有執行不力者,立即治罪,當時,明朝士人所常戴的四方平定巾也被禁止,即使在家裏偶爾戴戴也不行,一旦被人舉報,就要在大禍臨頭。有一次,有兩位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上街,在人流中被公差發現,立刻被抓獲並遭到拷打,此事被順治皇帝知道後,居然下令將二人斬首,可見當時法令嚴峻,真正是達到了“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地步。

改冠易服的反抗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始終受到滿清貴族統治者的嚴厲鎮壓。在他們看來,剃發易服是漢人願不願投降的唯一標誌。順治三年十二月定官民服飾製度,但七八年之後,仍是人心不服。順治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曾向國史館中另一個大學士說:“要天下太平,止依我一二事立就太平。”他推推帽子,摸摸頭接著說:“止須留頭發,變衣冠,天下即太平矣。”禍從口出,陳名夏也因此被處死。在滿清貴族入主中原後,滿人與漢人的接觸日益增多,服飾上的相互影響也在所難免,但由於滿清統治者將服飾製度視為固國之本,在強令漢人改冠易服的同時,也嚴禁滿人穿漢服,崇德三年時,皇太極就曾下令:“有效他國指漢族衣冠束發裹足者,重治其罪。”滿清統治者對維護本民族服飾的確非常重視,不但以法令的形式約束常人,而且以遺訓的形式製約君主。乾隆皇帝喜歡舞文弄墨,頗受漢文化的浸染,民間關於他的傳說不少,似乎是一個具有古代文人氣質類型的皇帝。有一次,他穿了漢人式樣的冕旒袞服,並召見親近大臣,詢問道:“你們看我像不像漢人。”一位老臣回答說:“皇上穿此衣裝確實很像漢人,但卻不象滿人了。”當時已經有人在乾隆皇帝耳邊吹風,慫恿他改穿漢族服飾,乾隆也有幾分心動,但一聽這位老臣暗含譏諷的話語後,頓時醒悟,不但打消了改穿漢服的念頭,而且在翔鳳樓召集諸王和大臣們作訓誡,表示自己將永遠遵循滿洲先王之遺風。

乾隆十七年三月,乾隆皇帝在箭亭刻臥碑,碑文大意如下:我恪守本朝製度不敢更改衣冠,但總擔心後世之人會改變祖宗之法。從北魏、遼、金到元朝,凡是改本民族衣冠被漢人同化的,都逐漸變弱以致亡國,後世的子孫隻有明白這個道理,不為流言所動,才能使大清江山萬年永存。正是因為如此重視,使得滿族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中唯一入主中原而不改本族服飾本色的少數民族,同時也成了唯一迫使漢族服飾傳統終止的民族。細細想來,這一關乎服飾的法令措施中又包含了什麼樣的文化意味呢?就滿清統治者來說,從維護政權著眼,其魄力之大,手腕之強硬,用心之良苦,似乎也不難理解,有其合理性。但就我個人的印象來說,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有兩點十分突出:一、對意識形態嚴密控製,實行文化專製主義,“文字獄”的風氣較前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二、中國曆史上王朝更迭,屢見不鮮,更何況作為中國人的各民族都有掌管大權的平等權利,但清朝以前,都是中國人的主權國家,唯有清朝逐步喪失了國家主權。

那麼,這兩點同剃發易服、旗袍馬褂的血淚間有什麼聯係呢?對這種服飾文化現象又應當作出什麼樣的評價呢?我的結論是近於否定的,剃發易服製造了嚴重的民族矛盾,影響了滿漢民族間的友好相處。盡管民族文化間的相互影響常常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但滿清統治者總的原則卻是將滿人與漢人分開,重滿輕漢,尤其對漢族知識階層有很重的戒心。然而就象滿族人最終因依賴“鐵杆莊稼”??終身俸祿而成了昏庸無能的“八旗子弟”一樣,滿清統治者對文化的專製和控製無疑也扼止了文化的生命力,萎靡不振之風氣最終彌漫於清末,秦漢氣魄,魏晉風骨,盛唐氣象所表現出來的勃勃生機早已蕩然無存,滿清入關前後的騎射武功也最終喪失於帝國主義的炮火與割讓主權的恥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