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當了皇帝後，雖然自己不打馬球，卻一直保持著興趣，時常觀看比賽。當時不但男子參賽，連女子也有騎馬上場打球的。我們看現存的唐代騎馬擊球的女陶俑，仿佛目睹當年這些女球手的風采，是何等的英姿勃勃，身手矯健！與宋以後女子蓮步輕移、羞羞答答、弱柳扶風的病態恰成鮮明的對照。更有既嫵媚又健康的少婦，身穿丈夫的服裝，頭戴丈夫的冠帽，揮動丈夫的馬鞭，騎著高頭大馬，任意馳騁於郊野，昂首闊步於街頭，這又是何等的歡暢開朗的婦女形象。即使對婦女禁錮最深重的貞節觀念，在唐朝也比較淡薄。不但貴族女子可以夫死再嫁，離婚再嫁，而且對百姓女子也不禁止改嫁，逼令女子守節的社會壓力還不存在，這一點自然也影響到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精神現狀，因為貞節觀念的實質就是男女不平等。對女子貞節的重視與否，與社會風氣中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嚴重程度有直接的關係。婦女束縛的減少，精神狀態的開朗，也促成了女子服飾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少有的局麵出現了??婦女服飾不回避女性身體優美的曲線，敢於表現女性的嫵媚，大膽展示女性的風采，這是整個封建社會婦女服飾最解放的時代！最顯著的例子是盛唐之後，在婦女中流行過一種袒領，裏麵不穿內衣，袒胸脯於外，古人有詩句讚美這種裝束：“粉胸半掩疑暗雪，長留白雪占胸前”。婦女這種服裝恐怕也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性感時裝”，它既表現了女性頸部之美，更突出了胸部的健美。由於唐代以女子體態豐腴為美，對胸部的表現就更加引人注目，因為這種“突出”打破了中國服飾的傳統審美觀念中對於人體官能的掩蔽方式，它正麵地大膽地表現了人體的美，而且是女性人體的美，這種形象從唐代李重潤墓石線刻宮裝婦女圖中可以看得一清
二楚。
我國第一部研究裸體藝術的專著??《裸體藝術論》陳醉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年出版的作者，在遺憾地談到我們民族一直沒有創造嚴格意義上的裸體藝術之後，仍然高度地肯定了盛唐前後的開明時刻，並且讚美了“中國的維納斯”，他寫到：敦煌的唐代彩塑，尤其是那些精美的觀音塑像，形體豐滿，曲線優美，神情嫵媚，動作嫻雅。盡管她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裸體形象，但也明顯地透露出女性特有的魅力。這裏的宗教意味已經淡薄了，世俗趣味突破了宗教的樊籬而洋溢其中。那些輕倩柔美的女性形象，她們的神情、體態、肌膚和衣褶的塑造和處理，都並不亞於希臘的維納斯。如窟西壁敞口龕和南側的一尊菩薩像，把她比喻為中國的維納斯，從宗教意義和藝術意義上說，都是相當合適的。那明顯的“”型的曲線，那和諧的比例，充分體現了女性的柔姿綽態。加上她麵色瑩潔，曲眉豐頰，神情自若，更顯出一種少女的純真。她裸露著上半身，娉婷婀娜，真與米羅的維納斯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唐代開放的社會風尚造就了“中國維納斯”。
唐代畫家張萱、周均以畫仕女圖著稱於繪畫史，他們以貴族婦女為模特的所謂“綺羅人
物”畫，既表現了當時的生活真實，也迎合了統治階層的審美情趣。那些“豐頰肥體”的人物造型，也隱約地透露出唐代崇尚肉感的風氣，象《簪花仕花圖》、《搗練圖》中開襟寬大的衣裳，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維納斯”的“袒胸”表現，這些都從各個方麵體現出唐代婦女服飾的解放。婦女服飾的解放同“胡服”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交物。唐代無論宮廷民間都喜愛胡服，逐漸形成了以裙、衫、帔帛為特征的女裝係列，北朝到唐代初期，裙子有從肩部或腋下開始長及地麵的扣肩統裙和腋下統裙，及高至乳房的高腰裙等，這些女裙裝的特點都是自臀部以上緊身貼體，從臀圍以下寬鬆舒展，上配窄袖小衫及偏襟半臂和帔帛，風姿翩翩，神采飄逸，上衣多為袒胸露背，充分展示女性人體之美，這從敦煌壁畫和西安唐宗室墓壁畫及三彩陶俑中，都可以見到。可惜，婦女服飾的這種健康人性自然流露的趨勢到宋代就被遏止，由於程朱理學的大力提倡，婦女服飾從華麗走向簡樸，由開放走向拘謹，從色彩斑斕走向顏色單調，由表現女性豐腴美走向合身的直線造型，從而隱沒了女性的人體曲線。因此，唐代婦女服飾的解放是短暫而可貴的。唐宋之間的變化，同時清楚地表明了不同的社會風氣與精神氣候，構成了服飾文化的深層內涵。
十三、“世裝”風尚與時髦心理
在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中，時裝成了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少了時裝，現代生活將失去多少光彩與魅力！美國的一位教授曾經對美國人的服飾“熱”、體育“熱”、文字“熱”、旅遊“熱”、音樂“熱”等等，做過一次調查，在經過分類之後，他列出了下表：愛好的事物占百分比婦女服飾?男子服飾?消遣和娛樂?俚語?汽車?建築?教育和文化???參見〔美〕伊麗莎白赫洛克《服飾心理學》該表清楚地表明“女子服飾熱”不但名列榜首，而且所占百分比遠在其他“熱”之上，這當然也影響到男子，隻是在女子服飾方麵具有更多“時裝”的因素罷了。當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情況雖然不能套用美國生活的調查結論，但“時裝熱”之盛之長久，也是有目共睹的。那麼，中國古代有沒有時裝？有沒有時裝“熱”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古代服飾傳統源遠流長，正是悠久曆史歲月中的無數次服飾變化構成了中國古代燦爛的服飾文化。何況，今人與古人心理同構，現代人的許多欲望其實早已存於古人心目之中，追求新鮮，追求奇異，追求變化，也是人們對服裝美的追求過程中的一個共同點。
古代中國對時裝風尚追求的原動力大致產生於兩個方麵：一是對地位顯赫的貴人或名人的效仿心理；二是對於外來服飾形象的好奇與新鮮感。效仿心理既是人類的普遍心理，又是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中國古代社會，由於教育水平的低下，識文斷字的人隻是極少數，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生活的艱辛與地位的低下造成了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貧困，於是傳統習慣勢力以及家權、族權和皇權成了他們命運的支配神，獨立人格與自我意識以及對於個性的追求是很難寫進封建社會生活的大書裏的，個人獨立的評價能力和判斷能力不僅沒能具備，甚至沒有產生的可能性。說得透徹一些，中國封建社會缺乏培養這種獨立能力的文化土壤。因此，從眾趨上心理表現得十分明顯，在對服飾的態度上，表現為對貴人或名人所創時裝的崇尚和效仿上。此種現象，在曆代女子服飾裝扮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翻開史料一看，其中記載的女子裝飾多與皇宮有關，看來從皇宮傳入民間，民間繼而爭相效仿，是古代服飾流行的一種原因。
《紅樓夢》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以宮中式樣為新為貴的崇高心理中也隱含了皇權獨尊的意味，而古代女子最大榮幸恐怕也莫過於被天子寵幸了。隋唐時有女子所謂“十髻”類似今天社會上流行的十種最佳女子發式，即：鳳髻周文王時近香髻秦始皇時飛仙髻漢武帝時同心髻漢元帝時墮馬髻梁冀妻靈蛇髻魏甄後芙蓉髻晉惠帝時坐愁髻隋煬帝時反綰樂遊髻唐高祖時鬧掃妝髻唐貞元時史料中的這種記載多與皇帝有關，雖然古代有以皇帝記年號的習慣，但與皇宮有關是可以肯定的，而皇宮中從皇後嬪妃到一般宮女的服飾裝扮，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取悅於皇帝，所以皇帝的好惡甚至一個偶然的舉止都會影響宮廷女子的裝飾。《妝台記》中的記載可以為證：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翅花，傅之鉛粉，其髻高曰風髻。又有雲，言”，髟，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乃梳神仙，言”，髟；後宮尚之。後有香，言”，髟、垂雲，言”，髟，亦相尚。漢武帝就李夫人取玉釵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可見，古代時尚流行的女子發型多是出於皇帝喜好而成的。秦始皇向往神仙之道，於是“神仙髻”流行；漢武帝偶爾頭皮發癢，隨手從李夫人的發髻中取下玉釵搔搔頭皮，宮人於是爭相用玉。
受到皇帝寵幸的女子的裝扮也是宮廷女子們效仿的榜樣，《記》中載有這樣一條宮闈軼事：深受魏文帝寵愛的宮女薛夜來，
在初進魏宮的一個夜晚，去見文帝，此時文帝正在燈下翻書，桌前放了一張透明的水晶屏風，夜來走進房內，竟沒有發現屏風，將臉撞在屏風上，碰撞的臉頰上紅腫了一片，猶如將要散盡的早霞，此後，宮女都用胭脂仿畫於臉頰之上，號稱曉霞妝。帝王的喜好有時甚至導致不近常理的時尚。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女子細腰、高髻、大袖並非不美觀，但為了求得楚王的喜愛，將腰束得小小的，並節食以至於餓死，真正是走火入魔有悖人情了。“上有好者，下必興焉。”到了餓死的地步，也算是“興”到極端了。對名人貴人的崇尚心理，時常達到盲目崇拜的地步。東漢桓帝在位時，宦官把持朝政，讀書人很難在仕途上發展，於是，不當官而願做名士成了讀書人的一時風尚。當時名士中有一位太原人，名郭泰，字林宗，門下有弟子千餘人，在名士中聲望最高，成為名士們效仿的榜樣。一次，他途中遇雨，頭上載的巾子被雨淋濕，一角下折，半麵高半麵低，名士們也都模仿著將巾壓低一麵角，號稱“林宗巾”，流行很廣，甚至連武將也附庸風雅地戴起了“林宗巾”。
漢順帝時，皇後之兄梁冀也曾經成為京城時裝流行的風雲人物，有的學者甚至將他的事跡稱作我們曆史上關於時裝的最早記載。梁冀的不平常處在於他自己會設計奇異的服裝，他的妻子孫壽也因此成了京城最時髦的貴婦人。據說這位貴婦人好穿“狐尾服”，而且“作愁眉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名謂“梁氏時妝”，最受京城貴族推崇，世人也紛紛效仿。墮馬髻是一種向一側傾斜的發型，梳這種發髻，加上愁眉、啼妝等裝扮，好似剛從馬上掉下，所以走路也有特殊的姿勢，名為“折腰步”。推測過去，多半是女子矯揉造作的步態。古代的時裝風尚還同文化交流直接關係。當然，交流的形式與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凡是外來的服飾形象總是給人們帶來了好奇與新鮮感，而且服飾上的交流，不存在類似語言的障礙，它完全可以超越國界，迅速地進入另一個文化圈。唐代三百年中三次“時世妝”的流行就是突出的例證。
所謂“時世妝”，就是這一時期流行的新潮妝飾，是一種典型的時髦現象。第一次“時世妝”的流行出現於唐玄宗天寶末年，白居易有一首描寫宮女痛苦的詩《上陽白發人》，其中就具體描寫了此次流行的妝束，這位宮女十六歲時被選入宮，由於遭到楊貴妃妒忌，被打入冷宮，度過了四十四個春秋，一直到了六十歲，連頭發都白了，依舊是當年裝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這種裝束是當時西域少數民族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德宗貞元末年，又流行一種時世妝，一改小鞋窄衣細長眉的特點，時興短眉寬衣。與上次不同，這次不但不是受胡風影響，反而由於反胡心理的作用，衣裳也由天寶末年的窄衣而變得寬博。不過，貞元末年的啼眉妝已經開始顯得奇異，而且是奇異有餘，美感不足。它的效果是如泣如訴，一副悲痛的模樣，這本來有違常理，但作為一種時髦居然流傳很廣，而且一直到唐憲宗元和末年仍沒有改變。到了憲宗元和時，婦女妝束直接受胡番風氣的影響，向著詭異的方向發展。白居易對此曾有新樂府《時世妝》具體描述：“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麵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著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發垂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赫麵狀。”雖然八字眉、悲啼妝唐以前就已出現，但圓發椎髻、赫麵、以烏膏注唇，也就是說將嘴唇塗成黑色，則完全是受西域胡風的影響。這種胡化的“時世妝”已經毫無美感而言，白居易寫詩也意在反對這種裝扮，諷刺當時婦女追逐時髦的崇夷心理。在白居易看來，如此下去，失去中華本色，就有可能導致淪為異族的嚴重後果。以此也可看出當時胡風深入中原的程度了。
對於唐代婦女服飾所受西域胡風的影響，沈從文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也有過評價，他認為前期的金錦渾脫小帽、翻領小袖、男子圓領衫、鈿鏤帶、透空軟錦靴、發髻上聳如俊鶻展翅等等裝束，總的基調是健康活潑的。而到了元和以後，蠻鬟椎髻、烏膏注唇、赫黃塗臉、眉作細細八字或低顰，給人的整體印象近乎病態。天寶以後，貴族婦女服飾更向拖遝闊大發展，幾乎沒有美感可言了。看來在追逐時髦爭奇鬥豔方麵，中國古代女子是要勝過男子的。比如中國古代女子的化妝就可以看作是時髦心理的產物。據《中華古今注》記載：夏商周三代時就出現了化妝粉，商紂時以紅刺花汁凝固成胭脂，開始塗在臉上以美容了，並且流行一種“桃花妝”。秦始皇時代，宮中的女子講究修描眉毛、臉上塗紅，到了漢代甚至已有了專門從事化妝品製作的人了，這恐怕也是應運而生的我國古代化妝品工業吧？！漢代以後，婦女們在塗脂抹粉的基礎上，開始別出心裁地在臉上畫上各種花紋圖案，有的人將翠珠、金鉑鏤貼在臉上作“妝靨”。
種種奇妝一旦流行開來，就被視作一種時髦，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壽陽落梅妝”的故事了。據說南朝宋武帝的女兒壽陽公主在正月初七那天，在含章殿的簷下睡著了，恐怕是因為睡得太沉的緣故，連梅花落在額頭上也沒有知覺，醒來後，發現在額頭上留下了五雜梅花，竟然手拂不去，直到三天以後才洗去。宮女們紛紛前來觀看，感到既奇異又漂亮，於是競相效仿，並稱之為“壽陽落梅妝”。“壽陽落梅妝”也為後世婦女效仿，唐宋時，在額上、眉間、兩頰、鬢旁貼上花紋圖案已成一時風尚，稱作花鈿或花子。晚唐時流下的一些實物，可以使我們一睹當年花鈿奇妝的風采。如在新疆吐峪溝婦女畫殘片中，可以見到女子的額上頰上都有紅色花子的妝飾；同一時期的名畫，張瑩的《搗練圖》中，女子額上剪貼的花瓣形圖案以及敦煌壁畫中供養人在額頭上貼有的四瓣或五瓣的梅花形圖案等，都是例證。宋代時，花子不僅是由彩紙剪成，還有用極薄的金屬片剪成，圖案也不僅有小花，而且還有小鳥或小鴨的形狀，剪好後，用一種嗬膠粘在臉上。
太宗淳化間，京城市井的婦女中又流行剪黑光紙作團靨以飾麵部的時髦妝飾。各種女子妝飾在唐宋之間可謂爭奇鬥豔，比如唐末光點唇的妝飾就有十幾種之多：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恪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眉眉花奴五代時期，女子畫眉，也有十種流行式樣：開元禦愛眉小山眉五嶽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煙眉拂雲眉倒暈眉從這些名稱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想象當年妝飾的崇綺與媚惑呢？難怪唐代詩人溫庭筠有“照花前後鏡，花麵交相映”的詩句。晉惠帝時，婦女妝飾流行用假發，並有人專門出售假發，這些人將假發在特製的木籠上裝好，戴在頭上叫“假頭”，恐怕同今天的假發頭套相似。貧寒之家的女子因無錢置買，外出時竟然自稱無頭，要向人借頭。這一方麵說明當時假發頭套的流行程度，連一般百姓家的女子外出都要作此裝扮。另一方麵也說明了“假頭”並不是廉價之物。既然無錢戴不起，還要戴，也可見時髦心理的作用。南北朝時婦女也戴假發製成的“假發頭套”，但要比今天的“假發頭套”高大得多，晉時已經流行高髻，有飛天髻之名，這種高髻雖然難梳，但梳妝後無形中增加了人的高度，還有一定的美感。
宋代婦女也崇尚高髻，她們為了使高髻高大，用他人頭上剪下的頭發摻入自己的頭發中，一塊梳理。這種情況，在日本電視連續居《阿信》中有過再現，阿信拜師學梳頭，她所學的日本發式就要在梳時摻入假發。宋時女子的高髻究竟高到何種程度？宋人有詩說：“門前一尺春風髻”，可見其高。據說宋時還有高達兩尺的“危髻”。不但在中國傳統審美觀中有陰柔與陽剛之分，世界各國也都有類似的區分，就是說，男子有男子的裝束，女子有女子的打扮，但時髦心理常常可以使人們無視傳統。比如宋代時曾一度流行愛花的風尚。不但女子愛花，男子也不甘示弱，男子頭上簪花司空見慣，甚至連皇帝外出，侍從們也個個簪花。司馬光對愛花之風頗為反感，認為男子戴花有失丈夫的容體，但也無法改變，隻好主張少戴一些，必要時才戴。看來，追逐時髦，崇尚時髦，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當時就有人譏諷說：“某君的假發十分之大，足夠一隻駱駝馱的了。”據說，有的時髦女人，為了保護這種既難梳理又易變形的高大發髻，甚至長時間不洗頭，以至發中生蟲，到了極不衛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