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農民大起義勝利的基礎上，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了以漢族地主階級為主體的明王朝。從年定都南京起，到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止，朱明王朝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年。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急需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官僚機構，來統治全國人民。當時由起義將領轉變而來的文臣武將，以及在農民戰爭中投向朱元璋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所謂開國功臣的“六國公、二十八侯”等，就是明王朝官僚機構的中堅力量，他們在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任重要職務，成為明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但是，在新王朝剛建立時，全國上下，自中央六部，至地方府、州、縣，層層官僚機構尚需重新充實大量官吏。因此，明朝政府除了任用元朝原來的一些官吏以外，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途徑來選用官吏。朱元璋十分注意薦舉取士，在渡江以前，他就錄用了一批儒士，如夏煜、孫炎、楊憲等人。年月，朱元璋敕令中書省：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
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麵陳其事。在這個敕諭中，朱元璋還特別提出，凡郡縣官員年齡到了五十以上的，雖然練達政事，但精力已經衰退，故強調選拔“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他認為，如果采用這種青老並用的措施，那末，“十年以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這是朱元璋選拔培養官吏的一種長遠措施。在渡江建立政權、擴大了轄區以後，於吳元年，“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年），“征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為了使有真才實學之士能被推薦出來，他還規定，“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於是，文臣武將紛紛向朝廷薦舉賢能之士。被薦舉出來的人，朱元璋都以厚禮聘迎，並授之以官。他認為，“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他在長期戰爭中，擴大了上百萬軍隊，很多將領起自卒伍，在戰爭中逐級提拔上來，有豐富的治軍經驗。但是，要在元末農民戰爭之後，恢複封建秩序，對廣大人民實行統治，光是靠這批武將是“不足為治”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再次下“薦賢令”，“征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洪武三年，朱元璋諭廷臣雲：“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洪武六年他又再次下詔：“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就在這一年，停止科舉取士，薦舉成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於是，朱元璋特別命令各級官吏，注意察舉賢才，並提出“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的基本標準。當時設立的科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有名望的老人）等。若符合這些條件的，“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並規定，“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被薦舉的人，還可以“轉薦”。一時間，山林岩穴，草茅窮居，都被薦舉出來，由布衣而至大官者，不可勝數，如“耆儒鮑恂、餘詮、全思誠、張長年等，年九十餘，征至京，即被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又如“賢良郭有道，秀才範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起家為尚書。”其他被任命為侍郎、副都禦史以及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的，為數就更多了。據《明太祖實錄》卷載，這一時期吏部薦舉的，“多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餘人。”連一些才幹出眾的僧人，也被薦舉出來而受到朱元璋的重用。
例如會稽僧人郭傳，由於宋濂的推薦，被授以翰林應奉。太原盂縣人吳印，從小出家為僧，朱元璋“知其才可用”，讓他還俗成立家室，並且授以山東布政使。朱元璋接受元朝民族歧視政策所造成惡果的教訓，強調各民族平等，他宣布“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皆吾赤子，果有才能，一體擢用”。這樣，使一些有才幹的非漢族人，有機會受到重用。例如蒙古人答祿與權，在元朝時任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入明以後，於洪武六年，被朱元璋任命為禦史，後又改任翰林修撰。
二、國子監
明以前，學校僅是士子參加科舉的途徑之一。到了明代，學校便成為參加科考的必由途徑。《明史選舉誌一》雲：“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早在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年），朱元璋就在應天府創辦國子學，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在建學的前一年，尚無校址，就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內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僚子弟）。
吳元年（年）定國子學官製、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明朝建立後，洪武元年（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他認為，“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為了推行封建專製統治，朱元璋非常重視學校。洪武二年，他又詔令各府、州、縣設立學校。規定凡是才學優秀的學生，可以入學讀書。洪武四年，戶部特定國子學官祿，祭酒石、司業石、博士石、典簿石、助教石、學正石、學錄石。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員，從四品，司業人，正六品，監丞人，正八品，博士人，助教人，典簿人，均從八品，學正人，正九品，學錄人，從九品，掌饌人，雜職。從祭酒到掌饌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國子監是中央一級的學校，其建築規模非常壯觀。
三、地方學校
明代地方學校的設立，始於洪武二年，由於統治者對國子監生的重視，大力提倡辦學，所以各地府、州、縣學均有較大的發展。當時興學之盛，正如《明史選舉誌一》所說的：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繳，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一時間，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家有弦誦之聲，人有青雲之誌”的社會現象。
明王朝控製地方學校的辦法完全和國子監一致。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對全國學校及生員作出各種禁令和限製。禁例中最重要的有：今後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幹於己家者，許父兄弟侄具狀入官辯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其意是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吏。又說：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癡者多，其父母欲行非為，當再三懇告。這條要求生員平時要對父母進行勸告，無使其行為越規。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誌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擋。惟生員不許。所謂“軍民一切利病”，是指政治問題，地方官、在野人士、農工商甚至藝人都可以提出建議，惟有在學生員不許隨便講話。還一再強調“不許生員建言”。“惟生員不許”。明太祖為什麼如此剝奪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有組織的人群，而“士為民之秀”，知識分子在群眾中是最有基礎，最有組織能力和鼓動作用。因此，嚴加禁止。
明代各地府、州、縣、衛所興辦的學校，按規定府設教授人，訓導人；州設學正人，訓導人；縣設教諭人，訓導人。府、州、縣學的學生名額，明初規定，府學人，州學人，縣學人。每人每月由國家發給食米鬥。後來又幾次下令增加名額。生員入學，最初由巡按禦史、布政使、按察使和府、州、縣官主持考試。正統元年（年），才又在各行省特置提學官。提學官的職責是，“專督學校，不理刑名”。提學官不幹涉地方政治，地方長官也不得侵犯提學官的職權。提學官三年一任，任內舉行兩次考試，一次是歲考，一次是科考。歲考和科考，都按成績優劣分為六等。三等不賞不罰，三等以上受賞，四等以下受罰。提學官對各府、州、縣的童生（府試及格者）和秀才（院試及格者）進行歲考和科考之後，凡童生成績及格的，可進為秀才；秀才成績在一、二等者，就取得參加鄉試的資格，稱為“科舉貢生”。可見，這些學校都是配合科舉考試而向學生灌輸《四書》、《五經》等封建說教的，是為讀書人登上仕途準備條件的，並依照一定條件，定期向國子監保送一些學生。
此外，明代學校還有宗學、社學和武學。《明史選舉誌一》說：“宗學之設，世子、長子、眾子、將軍、中尉年未弱冠者俱與焉。”這是專為宗室子弟建立的學校。教師是從王府長史、紀善、伴讀、教授等官中選擇學行優秀者除授。萬曆中，定宗室子弟十歲以上，俱入宗學。若宗室子弟眾多，便分別設教，並在宗室中推舉一人作為宗正，負責總管。教學內容有《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書，而《四書》、《五經》、《通鑒》等也必須誦讀。弘治十七年（年），孝宗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教習，規定民間幼童十五歲以下送入社學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
除公辦學校外，閭裏又有一種私塾、書院。私塾是私人興辦的，有師儒施教，受有司督察。書院多屬地方紳士自設，為學者的講學之所。這種授業形式在唐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私塾、書院都不屬學校科舉的係統，學生不是生員，若非經提學官考試錄取，不得進入府、州、縣學。明代的書院興起於憲宗成化年間（—年），這與當時的理學大師王守仁的提倡有關。王守仁學說是與程朱不同的另一派唯心主義理學。他利用書院開展講學活動。此後，私人創辦書院進行講學活動也隨之興盛起來。在明代的書院中，有一部分是配合科舉對學生講習課藝，注重日課、月考等。這種書院講求舉業，與官辦學校差不多，在學術上和政治上沒有特殊的影響。明統治者為了加強文化專製，曾幾次下令禁毀書院，打擊自由講學之風。特別是天啟年間，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利用東林書院諷議朝政，指斥宦官魏忠賢專權，激起了許多讀書人的政治熱情，使得當權的閹黨十分恐慌，因而對東林黨人大肆迫害殺戮。此後，全國以講學為主的書院便大遭禁毀，幸存的書院也隻是講習舉業仕進而已。明朝末年，又出現了一種所謂“洞學科舉”，這是天啟年間（一年），在江西白鹿洞書院主持人李應的建議下，朝廷允許每逢鄉試之年，由書院保送若幹名學生參加科考。當時規定白鹿洞書院可送個名額，江西白鷺洲書院可送個名額。從此，才把書院授業直接納入科舉製度中。永樂以後，科舉取士很快取得主導地位，薦舉便逐漸衰落，而學校則成為科舉的必由之路了。
四、鄉試
明代的鄉試，是在南、北兩京府及各直省布政使司所在地舉行的地方性考試，又稱為“鄉闈”闈，指考場。每三年考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舉行，考期在秋季八月，所以也稱“秋闈”。習慣上稱南京府的鄉試為“南闈”，北京府的鄉試為“北闈”。凡在各州、縣級考試中式的秀才或稱生員，均可參加鄉試。主持鄉試有正、副主考官兩人。但是，後來固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加以監臨官往往侵奪考官職權，弊端百出。成化十五年（年），禦史許進請各省俱按兩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可是憲宗隻諭令禮部嚴加防弊，而不從其請。但考場徇私舞弊，積習難改，弘治十四年（年），掌國子監謝鐸又上疏言：考官皆禦史方麵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使，以外廉官預定以取，名為防閑，實則關節，而科舉之法壞矣。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庶幾前弊可革。謝鐸的建議也未被明孝宗所采納。直至嘉靖七年（年）世宗才采納兵部侍郎張璁的建議，各省主考官皆選派京官或進士充任，每省各兩人。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皆用編修、檢討，其他各省用科部官。各直省又有同考官人。同考官也稱為房官或房師，承擔分房閱卷的任務。因為評閱試卷須在考場的簾內進行，所以又把同考官稱為內簾官，凡擔任同考官的叫“入簾”。同考官一般是從各直省內調進士出身的官員充任。此外，還有負責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巡綽、監門、搜檢懷挾等官員。
鄉試分三場，時間分別在農曆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舉行。第一場試《四書》義、經義；第二場試論、判、詔、誥、章、表；第三場試經史、策論。三場中以首場最重要。首場的經義或稱《五經》文，仿《四書》文，都用八股文形式。所以一般稱明代以時文或《四書》文取士，就是以其所重首場而言，並不是說除時文以外，不考其他文字。
考生入場要經過嚴格的搜查，不許挾帶。入號房後，每名考生由號軍一人監視，防止作弊。每場均規定黃昏時交卷，若到時未完卷，則給蠟燭三支，以蠟盡為限。如考生尚未完卷，則要被扶出考場。考試完畢，試卷要經過彌封、謄錄、對讀（即校對）等程序，然後送交主考、同考評閱。評卷期限一般規定十天，但實際評卷時間隻不過三、四天而已，因為試官往往“止閱前場，又止閱書義”。如果第一場所寫的三篇《四書》經義得到考官的賞識，就可以中式。
鄉試錄取名額是由朝廷統一規定的，但明初官員欠缺，錄取較寬，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令鄉試“不拘額數，從實充貢”。至明仁宗洪熙元年（年），始有定額，當時規定的額限較少，後來不斷增加。至明英宗正統間，南、北直隸定名，江西名，其他各省差額以名遞減，雲南取名，最少。到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年間，南、北直隸增至餘名，其他各省也增至近人。由於鄉試取士名額各地不同，所以規定舉子隻能在原籍應試。如果甲地人冒充乙地去應試就叫做“冒籍”，一經查明就要嚴加處分。北京順天府的名額曆來最多，而應試的人數反較江南諸地為少。很多在京任官的和有權勢的江南人，為容易取中起見，就千方百計設法讓子弟或親友假充京畿人去應試，這種事經常發生。例如景泰四年（年）順天鄉試，被揭發出“冒籍”應試的竟達人。凡冒籍應試者，已被取中的仍加黜落，未中的罰其終身不許入試。而處分最嚴的要算是萬曆十三年（年）的一次順天鄉試了。當時被揭發出來“冒籍”的有浙人馮詩等名，一律革去士籍，禁錮終身。其中馮詩和章維寧兩人還被枷示於順天府前，“受重創幾瀕於死”。
鄉試取中者稱為舉人，榜首第一名稱為“解元”，第二名稱為“亞元”、第三、四、五名稱為“經魁”，第六名稱為“亞魁”，其餘皆稱為“文魁”。鄉試中式稱為乙榜，或稱乙科。考中了舉人，便可以參加全國性的會試，若會試未被錄取的，也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可以改換門庭，受到地方的青睞。例如《儒林外史》第三回描寫範進中舉之後，那個做過一任知縣的舉人張鄉紳，第一個跑來向他拜賀，稱他為“新中的範老爺”，不僅送給他賀儀銀兩，還把一幢三進三間的房子送給範進住。“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範進家奴、仆人、丫環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一個舉人就受到地方如此敬重，難怪範進聽到自己中舉的消息後，高興得發了瘋，連他的丈人胡屠戶也立即對他改變了態度，吹噓自己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這說明舉人在明代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
五、會試
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全國性考試，又稱“禮闈”。在鄉試的第二年，即辰、戌、醜、未年春季二月於京師舉行，所以也稱“春闈”。參加會試的，必須是鄉試中式的舉人。會試，也考三場，時間分別在農曆二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舉行。前一日領卷入場，後一日交卷出場。考試的程序和入場的規矩與鄉試大體相同。因為會試是更高一級的考試，明統治者對它更加重視，考官的級別比鄉試高，人數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