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對應考舉人的入場搜查比較寬，朱元璋曾說：“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鹿鳴》是《詩經》爾雅的第一篇，是貴族宴會的詩。《詩序》說：“宴群臣嘉賓所用的樂歌。”鄉試發榜後，各行省均舉行“鹿鳴宴”，宴請中式舉人。朱元璋的意思是說，參加會試的舉人，都是經過各行省選拔出來的品學兼優的人才，應該尊重他們的人格。所以，在洪武年間，會試搜檢之法時行時罷。由於放鬆搜檢，舉子作弊現象便時有發生，至嘉靖末年，入場挾帶的情況日趨嚴重。嘉靖四十四年（年），明世宗“始命添設禦史兩員，專司搜檢，其犯者，先荷校（戴枷）於禮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從此以後，搜檢十分嚴格，甚至要解衣脫帽。對於這種矯枉過正的作法，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科場》中深表感慨，他說：“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一搜再搜，無複國初待士體矣！”
會試錄取名額，明初沒有定數，最少的一次隻錄取人，最多的如洪武十八年（年）乙醜科和永樂四年（年）丙戌科，達人。其後各科，有時名，有時名，有時名。有時名，多少不一，都是臨期奏請定奪。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年）乙未科以後，才規定一般錄取名為限，若有特殊情況，臨時題請及恩詔增廣名或名的，“非恒製”。
會試被錄取的人，稱為貢士，第一名叫“會元”。明初，會試錄取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丁醜科，學士劉三吾、白信蹈擔任會試主考，錄取了以宋琮為首的人，全是南方人。三月廷試，又選陳”，安為第一名。發榜之後，北方考生嘩然，指責劉三吾、白信蹈是南方人，錄取時偏袒同鄉。朱元璋也認為這次錄取有偏向，十分惱怒，即命侍讀張信等人進行複查，榜首陳”，安阝也參加了這次複查。複查之後，又有人告發，說張信等人是在劉三吾的指使下，有意把不好的卷子呈送皇帝審閱。朱元璋聽了更為生氣，便把白信蹈、張信、陳”，安阝人處死。劉三吾因年老免死，充軍邊疆。朱元璋親自閱卷，重新錄取了任伯安等人。六月再次廷試，選韓克忠為第一名，這些全是北方人。當時人稱這兩次的錄取為“南北榜”或“春秋榜”。從此以後至永樂年間，都未明確規定分地域錄取。直至洪熙元年（年），明仁宗才命楊士奇等人製定取士額限，南人占十分之六，北人占十分之四。宣德、正統間，又明確分為南、北、中三卷，在名中，南卷取名，北卷取名，中卷取名。景泰初年，曾一度廢除這個規定，至五年（年）甲戌科，再恢複分地錄取，並具體規定：南卷包括應天及蘇、鬆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等省。北卷包括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以後雖然比例有些變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則卻始終沒有改變。
六、殿試
殿試是明代科舉的最高一級考試，因考場設在奉天殿或文華殿而得名。凡是會試中式的貢士均可參加。殿試由皇帝主持，因是“天子親策於廷”，所以又稱“廷試”。但明代自嘉靖四十四年（年）始，特別是萬曆時，皇帝卻常常不親自主持殿試了。殿試的時間，按科舉成式規定是三月初一，從成化八年（年）以後，改為三月十五日。殿試很簡單，隻考策問一場。考題一般先由內閣預擬，並在考試前一天呈皇帝親定。考試時間以一天為限，日落前交卷。受卷官把試卷集中起來送交彌封官。彌封畢，送掌卷官，由掌卷官送到東閣交讀卷官評閱。讀卷官是從進士出身的高級朝官中選拔的。殿試的評卷時間非常急促，按照明初的規定，“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發榜”。實際讀卷時間隻有一天。讀卷官人數又不多，在這一天之中要讀完幾百份試卷，很難逐一認真閱讀的。但明代規定，凡參加殿試的人隻分等第而不落選。讀卷官的任務是把這些卷子分成三等，以定三甲人選，特別要認真挑出一甲的三份卷子，其他二甲依讀卷官個人好惡隨便分等，則無關緊要。
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隻限三名，即狀元（或稱殿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稱傳臚；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一至三甲通稱進士。一個讀書人，中了進士，功名就算到了盡頭。
殿試中式稱為“甲榜”。錄取後，要在殿前舉行一次唱名典禮，依次宣布被錄取的考生名字，叫做傳臚。然後，狀元由順天府備儀仗送至公寓。唱名典禮之後，皇帝賜進士宴。賜宴地點，洪武初在中書省，明宣宗宣德五年（年），一度改在中軍都督府，宣德八年，再次改在禮部，遂為定例。
七、館選
明代科舉定式，於殿試發榜後，中式進士即分甲授官：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進士可以再參加翰林院的考試，稱為“館選”，若考取的就稱為庶吉士。庶吉士之稱始於周代，《尚書立政篇》的“庶常吉士”，就是指周朝官府中辦理日常政務的官員。洪武十八年乙醜科，明太祖命考取的進士到各衙門（如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實習政務，稱為觀政進士。凡是分派到翰林院、承敕監（掌誥敕起草之事）等衙門觀政的進士，就稱為庶吉士。明成祖永樂二年（年）以後，庶吉士便專屬翰林院，新進士必須通過館選考試，成績優異者，才能成為庶吉士。每次所選，多寡無定，例如永樂二年選人，永樂十三年乙未科，選人，而宣德二年（年）丁未科，隻選邢恭人。孝宗以前，館選還沒有成為製度，時斷時續，尤其是英宗正統以後，有時好幾科都不選。弘治四年（年），給事中塗旦建議應遵行祖製，繼續舉行館選。據《明史選舉誌二》載，自嘉靖二年（年）癸未科至萬曆八年（年）庚辰科，共二十科中就有九科不選。明神宗曾詔令間科一選，但禮部侍郎吳道南則持不同意見，他主張每科一選。故自庚辰以後，又恢複正常選舉，隻有崇禎甲戌、丁醜兩科未選，其餘各科均遵舊例選拔。參加選舉的，稱為“館選”。館選後，中選進士以翰林院、詹事府官高資深者一人課之，稱為教習。三年學成後，成績優秀者留翰林院做編修、檢討，次一等的派出當給事、禦史之類的官，稱為“散館”。庶吉士散館後，便是翰林。明成祖初年，內閣人，有一半不是翰林出身，翰林院的纂修，也是“諸色參用”。自英宗天順二年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後，情況就有所改變，大致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因此，凡由進士經館選而成為庶吉士的，都被人們視為“儲相”（即未來的宰相）。可見庶吉士雖然還要堅持三年的學習，比其他進士須遲些做官，但其地位、威望卻比一般進士高。通明一代，有宰相餘人，由翰林出身者占十分之九。
八、武學與武科
明太祖起事初年，就注意搜求文武人才，“吳元年設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洪武二年（年），禮部曾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建武成王廟。但太祖認為，若文武分開則天下無全才，他在一個上諭中說：立武學，是分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前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止講韜略，不事經書，專習幹戈，不聞俎豆，拘拘於一藝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學武成王廟罷之。此後七十餘年間，均以衛儒學教訓武官子弟。正統六年（年成國公朱勇奏選驍勇都指揮等官人，熟嫻騎射幼官人，並命兩京建武學以教誨之。武學中，設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此後又命都司、衛所應襲子弟年十八歲以上者，提學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學者送衛學或附近儒學。嘉靖中（一年），重新改建京城武學，世宗命兵部會同禮部、工部條議有關事宜。諸部遵旨議結武學條規具奏：一、專教將領。宜命才望素著諳兵文臣一員提督講武，選各府掌印僉書侯伯及各營坐營將官二三十員，每月遇三日赴講武經等書，遇八日演習武藝。至歲仲冬，請車駕幸講武殿，行大閱禮，考校將帥而賞罰黜陟之。二、尊崇廟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呂望為宗，請仿唐製，立武成王廟，以漢唐以來名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尉繚子、黃石公、張良、韓信、李廣、趙充國、諸葛亮、鄧禹、馮異、關羽、張飛、李靖、李、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嶽飛，本朝之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歲春秋致祭，庶典製不闕，武教有所興起。三、時加勸懲。每歲仲冬大閱外，其春夏秋冬仲月望日，該部請旨會官嚴加校閱弓馬兵書，開其等第，奏行該部紀錄。果弓馬熟嫻，通曉兵略者，即遇缺推補，否則不得升敘。又定衛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人，三衛以上，軍生人，二衛、一衛軍生人，有司儒學軍生人。萬曆中，於武庫司專設主事人，管理武學。崇禎十年（年），令天下府、州、縣學，皆設武學生員，命提學官應把武生與文生一體考選。但這時已是明季混亂時世，所定律例予武生無所補益。
武科雖然在吳元年就定下來，但一直到洪武二十年才實行武舉，詔令“武臣子弟於各直省應試”。明英宗天順八年（年），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兵法、謀勇出眾者，先由各省撫、按、三司、直隸巡按禦史考試，中式者由兵部會同總兵官（即鎮守邊緣的統兵長官）在帥府試策略，再到教場試弓馬。凡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年），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試、會試，其辦法依照文科例。明孝宗弘治六年（年），定武舉六年舉行一次，十七年改定三年一次，出榜賜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年），定武科三場考試規則：初場試馬上箭，以步為則；二場試步下箭，以步為則；三場試策一道。子、卯、午、酉年與文科同時進行鄉試。至嘉靖初年，規定各省應武舉者，巡案禦史於十月份對他們進行考試，兩京武學生員，由兵部負責考選。考取者名單同送兵部，於次年四月會試。武試由兵部主持，派翰林兩人為考試官，給事中、部曹四員為同考宮。武科鄉試、會試場期與文試相同，於該月之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後來又仿照文科南北卷例，而分為邊方、腹裏兩方麵。錄取比例是，每名中邊方名，腹裏名。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年），又定會試錄取名額一般以人為限。以後有時奉詔增加人，但未成定製。崇禎四年（年），武舉會試發榜後，輿論嘩然。明思宗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複試，錄取翁英等人。當時由於清兵的不斷進迫，加以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明統治者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急需勇武人才為其效力疆場，所以方逢年、倪元璐奏請武科也依文例，實行殿試傳臚，以示對武人的優寵，思宗依奏。就在這一年實行武科殿試，並分別賜予王來聘等人為武科進士及第和進士出身。十四年年又詔諭各部大臣，特開奇謀異勇科，但終無人響應。
九、科場作弊
自隋唐設科舉以來，各朝統治者對場試和錄取都采取了一些防範作弊的措施，也建立了一係列相應的製度。然而，科場弊端仍不絕如縷，就朱明一代而言，大致有如下幾種情況：舉子作弊明代科場作弊的花樣很多，其形式據《明史選舉二》雲：其賄買鑽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窮究，而關節為甚。事屬曖昧，或快恩仇報複，蓋亦有之。所謂賄買鑽營、懷挾倩代，是應試考生通過關係，或用財物買通主考和同考的一種半公開作弊形式，也就是考生與考官的一種聯合作弊行為。例如割卷，就是考生用錢財賄賂考官，利用評閱試卷的機會，私下調換考卷。懷挾倩代、頂名冒籍等，都是秘密的作弊形式，也就是考生自身的違紀行為，例如萬曆四十四年（年）丙辰科會試，吳江沈同和考取第一名會元，他的同鄉趙鳴陽考取第六名。其實沈同和平時根本不會作文章，他的試卷很多是趙鳴陽代作而傳遞給他的。發榜後被揭發，沈同和、趙鳴陽“兩人並謫戍”。所以這科會試錄取了人就是沒有會元。在科場中，請人代筆的作弊方式稱為“槍替”，為人代筆者稱為“槍手”。至於挾帶，花樣就更多了，有用蠅頭小楷把《四書》、《五經》預先抄在薄紙上，然後把這些薄紙片塞進筆管、硯台底部、鞋子夾底及頭發等地方帶進考場；有的把經書章句用化學藥品抄在衣服襯裏，進考場後再用藥物顯字；有的甚至直接買通考官或考場的守衛吏役，把事先抄好的經書或作好的文章藏在考場內，進場後再取出謄寫作答。權貴操縱考官的錄取
明代當權者利用科舉提拔子弟，安插親信，排斥異己，因此幹擾考官的正常錄取的現象，比之前代更為嚴重，更為露骨。洪武時期，輔臣子弟通過科舉登上仕途的現象極少，但自明中期以後，當朝權臣子弟，無不從科舉之途而取得高官顯爵。若主考官不能隨順權臣的心意，就會受到打擊報複。明萬曆間，翰林修撰焦的《焦氏筆乘》就記載這樣一件事：景泰丙子（代宗景泰七年，年），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準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代宗明知陳循、王文因子弟下第責怪主考官是不對的，但還是對他們作了退讓，準其兩子一體參加會試。這種違反科舉成式的做法，引起禮科張寧的不滿。他對代宗說：“即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小人無忌憚之戒。”但代宗不敢采納他的意見。
劉儼、呂原而人就這樣無辜貶死。正德三年（年），焦芳之子黃中會試取中，作為當科主考焦芳則假意回避親屬嫌疑，不讀黃中的試卷。但在殿試後，李東陽、王鏊把他置於二甲之首，未被錄取在一甲。焦芳對此甚為不滿，便勾結劉瑾，借口把二十幾個翰林考官盡降於部曹，以泄其私忿。嘉靖年間，權相嚴嵩為了打擊異己，幾次科考時都在世宗麵前誣陷考官，以致十多個考官或被杖死或被逮捕論罪。由於權臣幹預科考，打擊陷害考官，造成考官人人自危，為了保官保命，隻好趨附權貴。若當朝權臣子弟參加科考，主考官均注意遴選不敢遺漏。明人周玄”，日韋的《涇林續記》記載了這樣一件科場案：嘉靖癸卯（二十二年，年）秦鳴夏、浦麟應順天鄉試，時大學士翟鑾勢焰薰灼，秦、浦素附鑾，二子汝儉、汝孝俱以監生得鄉薦，外議已籍籍也。甲辰會試，江汝璧為主考，彭鳳為經房，曲阿鑾意，二子複連捷俱在鳳房。
給事中王交等交章劾璧、鳳朋私通賄，大壞製科，並追論秦、浦阿奉翟鑾之罪。世宗震怒，以弊跡明顯，將鑾、鳳暨二子俱黜為民，下汝璧、鳴夏於鎮撫司，逮問各廷杖六十，革職不敘。權相翟鑾兩子同年參加鄉試、會試，主試官把他們連續取中。這件事之所以會引起世宗的注意，並認真的查處。其原因是：第一、事情發生後，外議籍籍，“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輿論給朝廷施加了壓力；第二、給事中王交等一再參劾。而世宗對這件事的處理也是不得已的，他有這樣的批語：“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蘇轍，亦不當並中。”意思是指責翟鑾和考官做事太露骨，難以掩人耳目。像這類事，在明代幾乎無朝不有，《焦氏筆乘》記載了神宗時的一件事：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木連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當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禦史為之傳遞文字，被褥幾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當接不暇。《涇林續記》對張居正諸子連中甲科有更詳細的記載：至張居正當國，權勢赫奕，且渺視聖明幼衝，先將字眼密授考官，許以美轉，豈惟莫敢抗違，爭以得卷為幸。丁醜年（公元年），陳思育取其次子嗣修為進士，榜眼及第；庚辰年（年）戴光啟、陸檄為房考，長子敬修、叔子懋修聯登甲榜，懋修後大魁天下。當時習見，毫不為異。且推恩諸權貴子弟，多得進。考官如此巴結張居正，當時連給事中、禦史都不敢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