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張居正死，京城才傳出這樣的民謠：“張公若不身亡早，四官定作探花郎。”此後言官追論其事，嗣修、懋修俱革職遣戍，敬修畏罪自縊。至於考官本人，營私舞弊，違法亂紀的現象更為嚴重，例如弘治十二年（年）己未科會試、少詹事程敏政為考官，私下賣題給考生唐寅、徐泰，事情敗露後，遭到禦史的彈劾。敏政謫官，唐寅、徐泰皆斥譴。萬曆三十八年（年）庚戌科會試，庶子湯賓尹任同考官。為了錄取韓敬，閱卷時私下與其他房官互調闈卷，次年被揭露，受到禦史孫居相的彈劾，湯賓尹和韓敬均受到貶斥。此外，宦官明目張膽地幹預科舉考試的現象，在明代也是相當嚴重的。例如正德三年（年）戊辰科會試，太監劉瑾開列了人姓名交給主考官，要求依名單錄取。考官不敢抵製，隻好奏聞皇帝，武宗也無可奈何，隻好把該科錄取名額再增加人。天啟四年年），賀逢聖被任命為應天府鄉試主考官，恰逢太監魏忠賢出京，賀逢聖未去送行，魏忠賢大怒，立即矯旨罷去賀逢聖主考官之職。同年，山東、江西、湖廣、福建等省鄉試考官，所出試題內有指斥閹寺專權之嫌，而被加以“策問譏刺”之罪，受到貶調或革職的處置。江西主考丁乾學甚至被革職下獄問罪。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年）丁醜科會試，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人秉公錄取了江南士子宋琮等人，朱元璋懷疑他們偏袒同鄉，又親自主持複試，錄取了江北任伯安等人，借以收買北方民心，從而釀成了一起震動史冊的大誅考官慘案，充分暴露了最高統治者以文取士的虛偽性。以才論高下在明代科場中實際上是一句空話，就是狀元也是以相貌的美醜作為錄取的重要標準，例如建文二年（年）庚辰科殿試，考官本定王艮為狀元，但明惠帝以其貌醜而抑置之第二名；正統四年（年）己未科殿試，原擬定張和為狀元，明英宗特派太監先到張和寓所看他的相貌，發現他眼睛有毛病，即抑之二甲。當然，也偶有年老而貌醜者僥幸得占魁首，時人謂之“神助”，明人陸燦《庚巳編》卷九“曾狀元”條記載了這樣一件奇事：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戍（成化十四年，年），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亟賞歎以示眾，眾傳觀皆欽服，謂丈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特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觀，及是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眾，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為之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歎，以為有神助雲。此外，考生的名字若為皇帝所厭惡，也往往要遭到貶抑，例如永樂二十二年（年）甲辰科殿試，初擬孫日恭為狀元，後明成祖因其名“日恭”兩字合成似“暴”字，有不吉之兆，而降之第三，同時把邢寬提為第一名，以表示刑法尚寬，喻意仁政。弘治九年（年），有個名叫朱希周的被擢為第一名，原來是孝宗看到朱希周的名字後，認為“朱”是國姓，“希周”兩字，是希望明朝統治能像周朝那樣享國長久，取其吉利。嘉靖二十三年（年）甲辰科殿試，初擬吳情為狀元，後世宗以“吳”與“無”諧音，認為此人必“無情”，狀元安能無情，於是不分情由把他降為第三。而正在審定鼎甲人選時，世宗忽見殿中懸幡被風刮起，而結成似“雷“字形。於是就在該科殿試卷中尋找一個有“雷”字的名字，結果找出一個名叫“春鳴雷”的，把他拔擢為狀元。這種隨心所欲，毫無標準的錄取方法當然是十分荒唐的，它表現出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科舉取士已經十分腐敗和黑暗了。
十、授官製度
明代任官，文官歸吏部，武官歸兵部。吏都共有四個司，其中文選司掌銓選，考功司掌考察，職位特別重要。官吏選授的對象除了進士、舉人、貢生之外，尚有官生、恩生、監生、儒士以及吏員、知印、書算、篆書、譯字、通事等雜流。其中薦舉是一途，進士、舉人、貢生是一途，吏員等雜流又是一途，三途並用。顧炎武在《日知錄通經為吏》中說：《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史、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製，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為二途，非也。京官六部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由進士選。外官推官、知縣及學官，也有由舉人、貢生選。通政司、太常寺、光祿寺、詹事府屬官，由官蔭生選。州、縣佐貳官由監生選。中外雜職、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員、承差等選。官員的選授原則大體如此，自然也有許多例外的選拔。初授官的，稱為“聽選”，升任的，稱為“升遷”。凡是升遷的官員，都必須滿考（詳下）。
若是官員空缺，必須立刻補上而不待滿考的，稱為“推升”。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由廷推或者是奉特旨除授。侍郎以下及祭酒，由吏部會同三品以上官員選推，太常卿以下由吏部推選。詹事由內閣選舉。在外官員隻有總督、巡撫是通過廷推選取。布政司使、按察司使員缺，由三品以上官員會推。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都是屬於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負責。最初用拈鬮法，至萬曆時改為抽簽法。洪武年間，規定南北官員換調製度，南方人到北方當官，北方人到南方當官。後來官製確定，對這一製度又作了一些更改，規定隻有學官可在本省充任，其他官員均不得在本省當官，取消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製度。
給事中、禦史謂之科道。科人，道人。明初至天順、成化間，進士、舉人、貢生、監生都可以選補。成化以後，監生及新科進士都不能選補了。有時用庶吉士改授，有時從內外科目出身而三年滿考者中考選。內科目指兩京五部主事、中、行、評、博、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外科目指推官、知縣。若自推官、知縣入選者，稱為行取。考選人數多寡，視科道實際缺額而定。授職由吏部、都察院協同注擬，給事中實補，禦史必須試職一年後才能實授，若是由庶吉士選補，則不必試職。
明代授官，最重資格，在科舉中，尤重進士。自神宗以來，就有定例，州縣掌印主官，上中州縣為進士缺，中下州縣為舉人缺，最下州縣為貢生缺。舉人、貢生若任獨當一麵的地方官，一般都是派往廣西、雲南、貴州等邊鄙之處，這已成為銓選的定例。趙翼指出：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多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禦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
所以，進士剛入仕，就與舉人有明顯差別。偶然有舉、貢出身而居於重任者，則必橫遭攻擊。顧炎武《日知錄進士得人》雲：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這種授官製度，“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七年（年），給事中陸粲說：“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對這種不合理的授官製度，他曾上疏請求變通辦法，使得“人才畢出，野無遺賢”。隆慶年間（一年），閣臣高拱也曾建議舉貢與進士應該並重，但終無法改變這種故俗。萬曆三年（年），神宗也發現這種授官製度不合情理，而特詔按撫司官，凡有賢能者，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但因積重難返，很難變易。萬曆十一年，左副都禦史丘”，木舜特為此再次上疏雲：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嬌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吏科給事中賈三近於隆慶四年（年）給穆宗的奏疏中，在談到論資格授官而造成對官員考察的不公正時也說過：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由於對不同出身的官吏考核標準不同，凡乙科出身的舉人，“非華顛豁齒不能就選”。由此可見，當時考察官吏因不公正，所造成的後果是很不良的。
武官授職權歸兵部。兵部也有四個司，其中武選司掌除授，職方司掌軍政，其職務尤其重要。所謂武職是指內五府、留守司、外各都司、各衛所及三宣、六慰；流官八等（都督及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正、副留守）；世官九等（指揮使及同知、僉事、衛所鎮撫、正副千戶、百戶、試百戶）；“直省都指揮使二十一，留守司二，衛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二百十一。”此外，還有苗、蠻土司等。這些官員均屬兵部選授。自明成祖永樂初開始，增立三大營，各營設管操官，各哨設分管、坐營官、坐司官。明代宗景泰中，設十二團營，各有坐營官。這些官員均特命親信大臣提督，不必經兵部銓擇。武職官的來源有四個方麵：世職、武舉、行伍、納級。但是，凡官位比較高的，都必須經過“會推”產生。例如五軍都督府掌印缺，便於現任公、侯、伯及在京都指揮、在外正、副總兵官中推舉兩人充任；錦衣衛堂上官及前衛掌印缺，也於現任公、侯、伯中推取兩人充任。正德十六年（年），令五軍都督府及錦衣衛必須由都指揮中屢建顯著功勳者升授。
十一、官吏考課
明代官員任職必須經過考滿與考察，這兩種是相輔而行的。所謂考滿，是評論官員任期內工作態度，分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種，以上、中、下三等考評。所謂考察，是指包括全國內外官員而言的本身的素質品行，分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八種。考滿的辦法是：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依職掌範圍考核其政績，分等以定升降。郡縣的政務繁簡不同，則以官職互調作為升降的辦法，稱為調繁，調簡。繁簡的標準也有明確規定，據《明史選舉誌三》載：其繁簡之例，在外府以田糧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並有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防要供給處，俱為事繁。府糧不及十五萬石，州不及七萬石，縣不及三萬石，及僻靜處，俱為事簡在京諸司，俱從繁例。
考察辦法，京官六年一次，以巳、亥年為考察京官之年。四品以上自陳述其政績以待上裁，若大臣自陳有遺漏，給事中、禦史可以糾劾，稱為“拾遺”。五品以下分為致仕、降調、閑住為民三種處置辦法，均須造冊奏請禦批，稱為“京察”。自孝宗弘治年間（一年），外官定三年一朝覲，即在辰、戌、醜、未年中進京。考察也在朝覲之年同時進行，稱為“外察”。一般是州縣以月計送上府，府以歲計送上布政司，至三年，撫、按通核其屬下官員事狀，以八種考察項目分別送冊呈報中央，其處分辦法與京察同稱為“大計”。朝覲考察之法始於洪武十一年（年），當時明太祖命吏部考課朝覲官員政績之優劣：凡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賜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賜宴而不賜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予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賜宴而不賜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予宴，依次站立於門外，待赴宴官員出來然後退下。洪武十四年，官吏的考課辦法基本確定下來。在京六部五品以下，由本衙門正官考察其行能，檢查其勤怠。四品以上及一切近侍官和禦史，為耳目風紀之司，並太醫院、欽天監、王府官不在常選的，任滿後升降均由皇帝裁決。直隸有司之首領官及屬官，由本司正官考核，任滿從監察禦史複考。各布政使司首領官，均從按察司考核。各地茶馬、鹽馬、鹽運、鹽課提舉司、軍職首領官，均從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複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升降，由皇帝裁決。內外入流官、雜職官，九年任滿，所在部門發給憑證，可直接到吏部考核，依條例升降，個別有殊勳異能，超越同輩的，可上報皇帝，不次提拔。
洪武十八年的考課結果，據吏部統計，全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共人，稱職的占十分之一，平常的占十分之七，不稱職有十分之一，貪汙、茸的也有十分之一。明太祖詔令，凡稱職的給予提升，平常的複職，不稱職的降等，貪汙的送法司論罪，茸的免為庶民。自永樂以後至明末，考核官吏的辦法均依洪武舊例，未曾更改。這種考課製度，對於整頓吏治自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奉使者多挾勢取賄而執法不公，弊端層出，《廿二史劄記》卷“遣大臣考察官吏”條雲：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汙吏，遍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禦史之弊，盤查訪緝，饋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
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在乎簡用之得人矣。若有不願行賄，或行賄數額較少的官員，便要受到不公正的裁處。所以，明代皇帝對考察結論的審查特別慎重，常常出現皇帝與考察大臣意見相牾的事例。例如明仁宗時，就以奉命諸使臣不能無私，而特諭吏部尚書蹇義“嚴加戒飭，務矢至公。”景泰二年（年），吏部、都察院考察當黜退的官員餘人，代宗考慮其中必有未當，便召集諸大臣重行考察，再保留三分之一。成化五年（年），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禦史高明考察庶官，憲宗以各衙門掌印官不同簽名，懷疑其中可能不甚得當，便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從中體勘，再作一些更動。弘治六年（年），考察當罷官員餘人，雜職人。上報之後，孝宗認為罪證不具體，特諭：“方麵知府必指實跡，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任未三年者，亦通核具奏。”就是說，對於當罷的官員必須整理出具體材料，不能泛泛而談。吏部尚書王恕等人，便把當罷各官犯罪事實上報，認為府、州、縣官，如果貪鄙殃民，即使任官時間不長，也應該黜退。但孝宗還是不同意，認為人才難得，降諭對這些人多加原諒。吏部上報當罷的名單中，又留下餘人。令下之後，給事中、禦史都紛紛上奏章，要求把當罷而留的餘人黜退。孝宗再命吏部指出這些人的犯罪事實。王恕又把對各官的考語和吏部察訪者所掌握的實據奏聞，然而孝宗還以考語不實為由，諭令複核。王恕因其所言未能取信於皇帝，懷疑有人從中搞鬼，就力求退職。
武官與文官一樣，定期考察其軍政優劣。成化二年（年），定五年考察一次。凡現任掌印、帶俸、差操及初襲官等，都一體參加考核。成化十三年，令兩京武官照常規通考，而五軍都督府大臣、錦衣衛堂上官及各直省總兵，可自陳候旨。在內五府所屬以及各直省衛所官，全由巡視官及兵部官注送；在外都司、衛所官，則由撫、按造冊上繳兵部。副參以下，千戶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撫，待兵部考舉題奏。若在錦衣衛中掌管戎務的官員，考核加倍嚴格，南、北鎮撫次之。明代規定，隻有管漕運的官員不必參與考核。
自洪武以後，由於考課製度逐漸鬆弛，請托舞弊之風盛行。“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市交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貪官汙吏互相勾結，使懲辦貪贓枉法措施無法付諸實行。以致“貪汙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至於“所謂大好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或有所不能識。縱豺狼於當路，覓狐鼠以塞責。”考核製度完全變成一種形式，不能達到懲惡獎善的目的，反而成了各級掌權者營私舞弊、打擊異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