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際上不引渡政治犯
引渡是指一國應他國要求，將在其境內被他國指控為犯罪者移交給他國審判或處罰的行為。引渡一般以國家之間有關條約為基礎，相互承擔引渡的權利和義務。在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一般可不引渡，如果一國要求引渡，被請求國可按照國家主權範圍決定。引渡對象限於戰爭罪犯、國際罪犯和某些重大的刑事罪犯，並且必須是請求國與被請求國的法律都認定是犯罪的行為者，或者是引渡條約中規定的罪犯。各國之間的引渡條約，一般規定不引渡政治犯。因為在社會發展曆史過程中，由於經濟、政治、曆史和現實以及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社會形態在各個國家的演進並不同步，因而出現參差不齊的現象，形成多種社會製度並存於同一曆史階段。任何一種社會製度的統治階級，都把反對自身統治的人看作是政治犯，加以緝拿。在封建製度的國家，反封建的行為被統治階級看作是政治犯罪。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反封建被認為是革命行動。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活動的人屬於政治犯罪，而對於企圖演變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就不屬於犯罪。因此，國際上對政治犯並無統一的標準和明確的概念，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政治犯不引渡原則具有鮮明的階級性。18世紀前，各國均以政治犯為引渡對象。法國大革命後，對反封建製度的各國流亡者加以庇護，這是政治犯不引渡的起源。1833年，比利時首先以國內法規定此項原則：1834年，比利時和法國締結的引渡條約將政治犯除外，成為第一個規定此項原則的國際條約。此後，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獲得世界各國普通承認和接受，成為一項公認的國際法原則。
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之間要進行“南南合作”
從地理位置上看，發展中國家大多處於地球南半部。這些國家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在曆史上都遭受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剝削。二次大戰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又使這些國家遭受新的奴役，南北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從實踐中日益認識到，不能過多地指望獲得發達國家的經濟“刺激”，必須把立足點轉移到以自力更生為主和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方麵。隻有加強南南合作，發揮發展中國家某些經濟優勢，增強其集體的經濟實力，才能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地位，推進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最終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
早在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年代，發展中國家就曾團結戰鬥，相互支援。戰後隨著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60年代，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了許多區域性、次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和各種初級產品的輸出國組織。其中，1964年在聯合國第一次貿易和發展會議上，發展中國家成立了“七十七國集團”，發表了《七十七國聯合宣言》，標誌著南南合作的興起。70年代以來，南南合作取得顯著的成就，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有了新的發展，金融、工業技術合作十分活躍，區域一體化組織進一步鞏固壯大。80年代，發展中國家間的區域、次區域、跨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取得了新的進展，進一步加強區域貿易及其資金和技術流通合作，並建立發展中國家共同市場和國際金融機構，從而使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30年來，第三世界在經濟上的合作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到目前為止，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的區域性和半區域的合作組織已達25個，貨幣金融組織有20多個，原料生產和輸出國組織25個，參加國約占發展中國家的70%以上，這些組織在南南合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合作的不斷進展，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南南合作的信心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國家從實踐中認識到，南南合作不僅是推進南北談判、抵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掠奪、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有效途徑，而且是捍衛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必由之路。
為什麼說“南北關係”實際上就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
從地理位置上看，發展中國家大多位於南半球，發達國家大多位於北半球，因此，人們就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稱為“南北關係”。據稱，是英國勞埃德銀行總經理弗蘭克於1959年第一次使用“南北問題”的提法，此後沿用至今。
在近現代史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二次大戰後，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奮起鬥爭，取得了民族獨立和解放，衝垮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係，並在發展民族經濟、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在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資本帝國主義仍居壟斷和支配地位，殖民主義時期形成的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際生產體係、以不等價交換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係和以壟斷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際貨幣金融體係，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從生產領域講，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單一經濟結構依然如故，作為發達國家原料、能源產地的不平等地位沒有改變。發達國家依靠對工業製成品生產的壟斷，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依附於發達國家，保持著“發達國家——工業中心，發展中國家——原料產地”的不合理生產格局。從貿易領域講，發達國家依靠強大的經濟、技術優勢，壟斷工業製成品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價格，並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轉嫁經濟危機，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出口收入銳減，國際收支逆差日益擴大。從貨幣金融領域講，發達國家在主要的國際貨幣金融機構中占據支配地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於不平等的附屬地位。發達國家憑借其壟斷權，控製和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與信貸，通過國家資本輸出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殘酷剝削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外債激增，入不敷出。
南北關係的現狀，嚴重阻礙了世界經濟的繁榮和發展。解決南北矛盾，改善南北關係，建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已成為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要求。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格局是如何演變的
國際關係格局，指世界各主要政治行為主體在一定曆史時期相互聯係、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結構，國際政治行為主體由於在力量對比關係上的差異而在一定的結構中居於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
當代國際關係格局的形成和演變，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種政治力量對比關係基礎上的。“二戰”結束後的50年內，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使國際社會中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推動了國際關係格局的演變。當代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基本上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關係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勝利，使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產生變化，當代國際關係出現了曆史性的重大變革。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成為戰敗國，英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爭中消耗甚大，歐洲諸強不可能再持續以往對國際政局的支配和控製。然而，蘇美的反法西斯戰時同盟也沒有在戰後保留。美國以“共產主義威脅”為由，竭力推行侵略政策和擴張政策，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封鎖。同時，它憑借其迅速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通過“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以及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措施，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的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所創造的良好形勢下，開展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建立了一係列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麵對美國對社會主義體係的全麵挑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於意識形態、經濟結構等方麵的相似性以及共同的政治利益，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政策，通過組建華沙條約和經互會組織，形成了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相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產生與對抗，標誌著戰後國際關係跨入了兩極格局。
第二階段，三個世界並存的國際關係格局。戰後，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推動下，亞非拉廣大地區的一係列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運動發展迅速。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新獨立的國家達到一百多個，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數量占全球國家總數的大部分。它們為了改變少數大國支配世界的局麵，爭取參與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開展了維護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建立國家經濟新秩序的鬥爭。它們還通過了召開亞非會議和開展不結盟運動，與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聯合，共同構成了第三世界的主體，成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力軍。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起，盡管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級格局，但在一定程度上對兩極格局形成了衝擊。西歐和日本在戰後一直受到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控製，在國際事務中難以具有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從60年代開始，日本、西歐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實力地位開始削弱，西歐、日本與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實力對比關係發生重大轉變。在美國對西歐、日本政治與經濟控製力減弱的同時，西歐與日本不斷謀求獨立自主的發展，力圖擺脫被強加的控製。歐共體的成立和《日美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的簽署，標誌著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發生嚴重分化，西歐與日本構成了國際關係結構中的第二世界國家。蘇聯在赫魯曉夫上台之後，一改“二戰”後和平外交路線，提出美蘇稱霸世界的戰略構想。在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期，蘇聯大力發展重工業，擴充軍備，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在對美戰略政策上逐步改守勢為攻勢，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爭奪。隨著蘇聯由社會主義大國轉變為實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團結受到嚴重破壞，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盡管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發生了分化，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最終解體，但美蘇兩強仍憑借其優勢的經濟地位和軍事實力，對當代國際關係產生重要影響，這樣美蘇兩國構成了第一世界國家。三個世界並存的格局是基於上述國際的變化而形成的。由於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國家的出現，製約了美蘇兩國對世界的影響，使戰後兩極格局趨向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