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需要走的路還很長
知識經濟的到來，使得整個世界都有點措手不及，即使在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有些主流的經濟學家甚至還沒有聽說過“知識經濟”這個詞。其實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質經濟的發展已經對人類提出了警告，知識經濟與物質經濟的融合生長將出現在不遠的將來。這種壓力，對於急於擺脫經濟二流的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就顯得尤其大，也尤其沉重。這就預示著中國在趕上知識經濟的潮頭的過程中，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中國隻能步發達國家的後塵，找到差距，迎頭趕上是每一個中國人必須樹立的信念。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明曆史的大國，必須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這個席位，隻能依賴於紮紮實實的經濟增長，隻能依賴於中國經濟中所特有的魅力。中國經濟特有的魅力就在於文化的積澱和製度的理性化。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缺乏真正的紮實的理性，而且理性往往是事後的，就如俗話所說的，中國多的是“事後諸葛亮”。現在要糾正這種錯誤，就需要拿出自己真正的文化精華來麵對這樣一個知識經濟到來的時代。中國具備進入世界經濟舞台的實力，現在需要的就是把握時機，形成資本、勞動、知識的內生化，從而發揮現有資源的最大的效率，搭上世紀末的最後一班車。這是時代的要求，是全體中國人的要求，是中華民族的要求。也許，這也是世界的要求。
在這裏，我們必須對生產過程的要素進行一些分析，從而理清線索。一般而言，生產的最簡單的要素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一個是勞動。於是，生產就是資本與勞動的組合，其實就是勞動者通過生產工具對勞動資料進行加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技術成為一個無須說明的前提，成為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所以，在經濟學家的菜單上，技術是附著於生產的，技術隻有在生產中才有用。但是，經濟增長的現實表明，技術已經內生在了資本和勞動之間，資本總是與技術結合的資本：更加先進有效的生產工具，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等等；勞動總是擁有一定技術的勞動者，總是根據發展的現實而不斷提高素質的活的人。沒有人能夠想象，如果把數控機床拿到18世紀的英國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也沒有人能夠想象，把19世紀最優秀的工人放在現代的工廠中會發生什麼。技術或知識已經內生在了資本和勞動之中，已經改變了資本和勞動的原始內涵，現在的資本和勞動都是融入了最先進的技術或現代知識的資本和勞動，在這一點上，即使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也是難以解釋的。技術作為生產中的一種外生變量已經內生化了，知識作為“貴族”的專利已經平民化了，時代的進步，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但是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依賴的是知識的進步和技術的提升。所以，在知識和技術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生變量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資本和勞動在經典狀態下的變化，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生產有太多的缺陷。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對於知識經濟的到來需要走的路還很長。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是在前蘇聯模式的影響下甚至是直接作用下開始的。前蘇聯模式的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的結合，具體則表現為中央集權與重工業的結合。無論這種結合有著多麼紮實的理由，都麵臨著兩個挑戰，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式到底是不是單一的；另一個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結果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實踐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不是單一的。這樣在具體的發展策略上就不能是單一的或片麵的。前蘇聯模式至少在中國造成了一種時代的影響，那就是把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等同於政治的發展，在更多的時候是政治代替經濟，搞經濟依靠政治，並不是經濟為基礎而是政治決定經濟，凡事要算“政治帳”。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必然是扭曲的，必然是不管經濟效益如何，不管投入產出，不管管理模式的科學化，不管民主政治對經濟的推動……歸結到一點，就是對單個人的忽視，隻對政治集團的利益負責。可能這樣的說法並不一定完善，但確實是存在的，並且起著關鍵的作用。
這種政治決定經濟的作法，直接導致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同步落後。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麵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首先就要恢複經濟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治決定經濟的現實，從而形成一種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政治的創新。從這一點來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了一個好頭，但是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尚需要時日。
改革開放20年，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政治體製建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我們不能無視問題的存在。恰恰相反，隻有冷靜地認識問題，才能找到未來發展的真正的“增長點”。
（四）改革開放20年已經走出了過去的陰影嗎
的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首先實現了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批駁了“兩個凡是”，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次，在經濟上，開始反思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種種做法的“非現實性”，提出了改革的先聲。改革首先在農村開始，在1984年，以城市為中心的改革全麵展開，價格改革、指導性計劃以及國有企業的整頓和調整都在這個時期得到實施。從1978年到1988年，改革的成果斐然，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經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在1988年的下半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中由於改革著力點的錯位和改革措施與原有的體製慣性的衝突，導致通貨膨脹，進而形成整個經濟的巨大波動，在1989年下半年被迫實行治理整頓。從此之後，股份製試點、股票市場建立、“質量、品種、效益年”、“複關”等等一係列的改革措施相繼出台，但是都沒有扭轉經濟不景氣、市場疲軟的趨勢。及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才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從此，中國的經濟體製迅速地向現代市場經濟體製轉變。這種轉變的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虛擬經濟的擴展和私營經濟的大發展。從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國的經濟呈現出勃勃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