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這樣的整體形勢下，舊有的模式仍然在起著作用，這種作用甚至還十分的強烈。最為突出的就是在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過程中，存在著市場經濟規則和舊體製的慣性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根源在於，計劃經濟體製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計劃體製文化”，這種“文化”既帶有封建色彩又摻雜著現代意識，從而使得在麵向現代化的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總是會遇到許多想象不到的障礙，甚至出現問題。於是，我們就要問一句，是改革的措施不正確，還是改革的阻力太大？答案，當然是後者！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最大的問題就是官僚體製的建立和運行的低效率。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發生了許多劇烈的變化，從世界總體格局上講，美蘇兩極對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日本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崛起，國際經濟舞台上出現了“四駕馬車”的格局；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隨著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瓦解，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彙率製被浮動彙率製所取代，國際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增多，各國經濟交往中的風險加大；從經濟增長方式上看，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逐漸走上了集約化經營的軌道，在經濟增長中技術含量越來越大。這些變化使得中國要想建立雄厚的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要想盡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迅速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擺脫舊有的發展模式，實現在新的世界形勢下的體製創新。
世界日新月異的發展給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而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則給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提出了兩個不能回避的問題，一個就是中國能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麵發展，從而躋身於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個就是中國能不能把社會主義事業進行到底。
本世紀80年代後期，世界範圍的科技革命迅速向深度和廣度兩個範圍擴展，科技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不斷增強，從而使得自本世紀40年代開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給整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了超出人們想象的變化。
我們知道，在以蒸汽機為動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後，出現了機器大工業的迅猛發展，機器體係建立起來了，人手被大大地解放了出來，科學研究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這一切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新的科技革命奠定了物質和理論基礎。
在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分別發生了另外兩次重要的事件，這兩個事件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麵貌——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關於科技革命的劃分在理論界的觀點是不同的，其中的用語也比較繁雜。有的把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嚴格地區分開來，有的用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來代替科技革命，還有的用三次浪潮來說明（美國的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以技術進步從而對能源的利用的不同進行的劃分）。雖然這些劃分的標準都與技術進步的作用以及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社會發展聯係在一起，但是又各有不同。所以，本書中選取第一、二、三次科技革命的劃分方法，把科學進步、技術進步、能源利用、社會關係的變化放在一起考察。）
第二次科技革命起始於19世紀70年代，是指以自動化、化學化、電氣化生產代替機械化生產的過程，其科學技術基礎主要是電磁學理論以及電力技術，其主要標誌是電力和內燃機的廣泛應用，使人類進入電氣時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是由於電力和自動化技術的采用，使得生產體係進一步機器化了，這樣必然導致人手的進一步解放，也使得人類的行為可以深入到更廣闊的領域，世界進一步聯結在一起。
第三次科技革命始於20世紀40年代，是指一係列新興工業代替傳統工業的過程，其科學技術基礎主要是現代物理學以及各種高新技術，主要標誌是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的應用。
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成果不僅是能源利用的巨大變化，從而改變了人類對於能源的認識。與第一、二次科技革命有質的飛躍的區別是，前兩次科技革命主要是人手的延長和解放，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實現的是人腦的解放和思維空間的極大擴展，這就預示著與以往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產業革命的不同。以往的科技革命帶來的產業革命基本上是秉承物質經濟的發展，科技革命帶來的成果雖然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產業部門，帶來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仍然屬於基礎性的改造性質。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的全麵提高。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以核能、太陽能為主的能源的更新，電子計算機的應用和普及帶來的信息傳遞的便捷，空間技術的發展導致的人類生存空間的拓展和生物工程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的對於未來人類發展的新境界。這次科技革命在發展的後期帶來了知識產業的興起，從而使得物質經濟時代有被知識經濟時代取代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