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麵對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中國卻大大地落後了。“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極大地落後於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雖然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衛星上天，但是這些並沒有改變科技落後的局麵，而隻是在軍事威懾力上有所提高。在社會生產領域，生產技術和設備長期沒有新的投入，落後的技術和設備怎麼能支撐現代化的發展。
來自科技方麵的挑戰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內在的生產力基礎問題。然而，挑戰還不僅於此，在生產力的內在的發展中，這種科技的落後畢竟可以通過許多途徑獲得解決，比如技術交流與合作、技術貿易等等。而另一個挑戰來自於體製內部。舊有的計劃經濟體製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繩索，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切按國家計劃來進行，企業成為了政府機構的行政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營實體，沒有生產的決定權，沒有自由的銷售權，沒有生產資料的自由使用權，沒有企業自主的分配權，也就是說，舊體製下的企業，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各個環節上都沒有自主權。企業存在的意義僅僅是完成生產過程，或者說，企業成為了一個“國家企業”的車間，一個工藝部門。企業的經濟性質被完全扭曲了，企業的被動存在導致了一個令人心焦的後果，即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缺乏自主的創新機製，缺乏功能性的自組織係統。其實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這樣的一種僵化的生產關係下，每一個人也變得麻木和被動，人本來是推動生產的主人，但是在舊體製的影響下，人成了一個沒有積極性和創新精神的工具，成為了一個體製附庸。這是人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異化，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人的異化表現為人與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相對立，人與人相對立和人與自身的人類本質相對立，其原因是資本對勞動力的統治使得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者自身完全喪失了主動性和能動性；而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生產資料已經屬於全體人民所有，但是，每個人仍然沒有實現人本身的複歸，而是在另一個方麵異化了，人與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相對立，人與自己的產品相對立，人與自己創立的先進的生產關係相對立。這種異化存在的原因是盡管建立了先進的生產關係，但是卻沒有相應的生產力水平的支撐，同時也沒有給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一個寬鬆的空間。相反，卻在生產力需要發展的時候束縛了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要素——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體製的這種束縛如果孤立地看尚沒有什麼，就如在封閉的社會中，發展總是緩慢地進行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聯結為一體，政治上聯合國的建立，經濟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建立以及歐共體、經互會、經合組織等等區域經濟集團的建立等，使世界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已經擺脫了原有的格局，已經在向開放、合作的道路上邁進。在開放政治和開放經濟的世界環境中，孤立地發展顯然是走了一條死路。不進行痛苦的反思和艱難的抉擇，就不可能擺脫困境，也就不可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單單憑借製度本身的理論上的優越，而沒有實際上的成就，沒有人們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的巨大的提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就不會被人們執著地去追求。
科技的落後和體製的束縛，成為製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兩大主要因素，一個是生產力發展內部的因素，一個是生產力發展外部的因素，二者相互製約，相互鉗製，科技創新的緩慢製約了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緩慢又暴露出體製的缺陷；同樣，體製的缺陷也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盡管在理論上可以邏輯地論證社會主義製度對社會發展的意義，但是社會主義不是空中樓閣，不是空想，而是使人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活生生的現實。
所以，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形成的對效率的忽視，必然導致官僚體製的發展；同樣地，官僚體製的發展，權力的無約束地使用，極大地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必然會導致低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但是，舊的“計劃經濟意識”或“計劃經濟文化”已經深入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之中，成為了一種“計劃經濟情結”，使得改革開放的措施和政策總是徘徊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使得改革開放的措施總是不能落到實處。在這樣的一種大的背景之下，無論是誰來製訂政策，也總是擺脫不了“計劃經濟”的陰影，從而導致政策的變形，而這種變形在體製的過渡時期，就會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舊有的錯誤難以糾正，新的標準難以確立，形成的畸形的政策後果難以消除。所以，麵對知識經濟的挑戰，就需要徹底清除“計劃經濟文化”和“計劃經濟情結”。這種清除不是否定過去，而是展望未來，開創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