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中國的必然選擇：第三種發展戰略
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已經消失，中國麵臨著新的戰略選擇。
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9.8％，人均收入增長4倍多。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被稱為“中國奇跡”。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到目前為止，導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那些條件正在消失。這些條件中所包含的導致經濟迅速擴張的能量已釋放完畢。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麵臨著最大的任務是，必須重新培育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和新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主要有這樣一些：
——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短缺經濟，使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後，出現了一個延續時間較長的賣方市場。強大的需求饑渴成為牽動中國經濟總量在低水平上擴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從現在開始，中國的市場已經由賣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原先在需求饑渴牽動下形成的低水平重複的投資，現在反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障礙。
——在中國改革過程中，長期實行雙軌製在新舊體製之間形成了許多投資機會為舊體製外的經濟活動創新和擴張提供了獲取高額利潤的環境。如支撐中國經濟發展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正是利用其所處的體製環境優勢，在低水平的基礎上實現了擴張性的發展。隨著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這種特殊體製優勢環境的消失，當代中國的鄉鎮企業將麵臨著升級換代的問題，麵臨著由“機會創新”向“競爭創新”的第二次創業轉變。不僅中國鄉鎮企業如此，其他類型的企業也都麵臨著同樣的挑戰。
——中國20年的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水平相對低下的情況下進行的。再加上國內較大的內需市場的牽動，使中國經濟可以在遠離國際競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環境中發展。但從現在開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深度的加大，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那些在原有條件下形成的經濟競爭力就會受到新的挑戰。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府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最有效的推動力之一。但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來看，越是在經濟改革的早期，政府對改革的推動效應越大，而且付出的成本也小。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改革對政府行為的要求既簡單，又強烈。改革初期以“放”為主的改革政策出台，在短時間內就會出現較大的宏觀效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政府對經濟發展推動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推動經濟發展的效用卻呈遞減趨勢。隨著複雜的市場經濟的形成，簡單的低水平的政府推動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未來的經濟發展需要知識含量更高、決策更科學化、更廉潔高效的新政府。
總之，到目前為止導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初始條件正在消失。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是在一種特定的初始條件下的帶有濃厚原始積累色彩的低水平的擴張。而且對這種初始條件的利用幾乎是免費的。在這樣的條件下通過依靠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推動經濟發展的選擇就是不經濟的。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一直大力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而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技術因素不是增長，而是降低，甚至出現了我國的科技競爭力與經濟總量增長極不協調的局麵。1996年我國GDP為世界第7位，而我國科技國際競爭力排名世界第28位。我國科技國際競爭力連續3年下降。這是我國國際競爭力8大類指標中唯一連續下降的指標。從1994年的世界第23位下滑到35位。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因素嚴重缺乏可持續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一種帶有泡沫性的增長。中國的經濟包含著類似於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潛伏性因素。東南亞經濟危機除了國際的原因外，其很重要的一個內因就是支撐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的作用發揮完之後，沒有及時創造出支撐經濟升級發展的新條件。因而使支撐經濟發展的條件出現了真空。這種缺乏堅實基礎的脆弱經濟在金融風波的衝擊下不堪一擊。
鑒於目前中國的現實，中國如何麵對知識經濟挑戰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問題。即使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美國，也不是人們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結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商學院教授莫西·溫德特與《人民日報》駐聯合國記者符福淵講到知識經濟的問題時說：“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依靠知識，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任何國家要發展經濟都必須把發展教育、發展科技放在重要位置。但在談論知識經濟的時候，也要避免一種誤解，即認為發展知識經濟就是發展高科技。誠然，美國今日成功的奧秘在於大力發展高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大量投資並改變了產業結構，但實際上美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奧秘在於，美國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增加了知識含量，而這些知識絕大部分並非高科技，在發展不如美國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恐怕更應是如此。”（符福淵：《在美國看知識經濟》，《環球時報》1998年6月28日第三版。）當代中國的經濟正處在從第一輪的低水平增長向第二輪高水平增長的轉換時期。中國的經濟是否能夠在較短時期內順利實現這種轉換，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從現在起中國能否培養出第二輪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新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