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政治與經濟：推動西方從古代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三因素
近代以來，西方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經濟的發展，始終伴隨著文化的變革與嬗變。從14世紀開始的文藝複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導致西方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新文化發展的曆史，比18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工業經濟發展的曆史時間還要長。
中世紀的西歐走向近代文明社會的過程中，新文明的成長遇到的不僅僅是製度上的障礙，還有紮根於社會最深層、覆蓋麵最大的文化上的障礙。西歐近代以來的曆史發展證明：創建一種新文化比推翻一個舊製度要艱難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的時間。文化的創新發育往往又是推翻舊製度的原動力。在西方19世紀發生了資本主義製度最終代替封建君主製的革命，並不僅僅是經濟力量的發展，還有經過近四百年之久發育起來的新文化的力量。黑格爾曾講過：“一旦個人和民族使關於充分發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進入他們的頭腦，就沒有什麼比這更控製不了的力量。”黑格爾講的這種力量實際上就是經過幾百年的新文化創新深入到西歐民族，特別是資產階級鬥爭中的新文化觀念所形成的力量。韋伯對曆史上著名宗教的比較研究中發現，資本主義在西方得到發展的根本原因是，西歐在宗教改革中找到了一種新的文化和精神力量，即“新教倫理”。他認為在社會發展中，作為強有力影響的宗教文化的力量，也許可以同經濟因素爭短長。人類的行為太豐富和太複雜了，很難用單個因素來解釋。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從經濟這個單方麵的因素來解釋曆史。事實上促使曆史進化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從目前我們所掌握的知識而言促進曆史進化的因素，還應加上文化這一項。
18世紀是西歐社會從古代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世紀。在18世紀不僅發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發生了遍布歐洲的資產階級推翻君主製的政治革命。18世紀是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集中凸現的世紀。不可否認，推翻舊製度的最終力量是工業和政治革命的力量。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18世紀從這些顯化的因素認識資本主義進化的曆史是不全麵的。當我們以全景式的思維空間來看資本主義的進化史時，則可以發現，在18世紀形成的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正是在此之前從14世紀到18世紀四百多年新文化力量長期積累發展的結果。雖然在18世紀以前的西歐曆史，是一個新文化、新政治、新經濟各因素混合成長的過程，但決不是這三大因素均衡成長的過程。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四百年內，盡管新經濟、新政治的力量也在積累著，但它們始終未能積累到引發革命的程度。但在此其間的新文化創新的積累，卻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從1350年到1600年持續250年之久的文藝複興，到15世紀的宗教改革，再到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縱觀從14世紀到20世紀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曆史的演化序列：14世紀到18世紀是西方文化創新為主的時期，18世紀是政治力量創新引起的政治製度創新為主的時期，18世紀末到20世紀是科技創新、工業經濟發展的時期。
不可否認，新文化產生必須以一定的新經濟力量發展為前提。但新文化的成長同經濟增長的關係並不一定像水漲船高那樣的同比例成長的關係。一種新文化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一旦產生，它所需要的營養，並不僅僅依賴於新的經濟力量，對舊經濟、舊政治、舊文化的反思，也構成了新文化成長的重要營養源。新文化成長的動力恰恰來自於新舊文化、經濟、政治諸多因素的碰撞之中。舊製度需要物質的力量來解構，但推翻舊製度的新物質力量未形成之前，並不妨礙通過思想的力量和新文化的力量來反思和解構舊製度。所以，在新經濟增長尚未積累到暴發革命之前，新文化則可以得到發展和積累。文化革命往往成為政治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先導的原因正在於此。
物質的東西需要物質的力量來推動或摧毀，同樣，文化的東西也要文化的力量來解構。文化作為一種作用於人類精神和理念的非物質力量而存在，文化本身不可能是摧毀或建立某種新製度的物質力量，但某種舊的文化障礙未清除之前，新的物質力量很難產生，所以新文化的發展不僅可以成為驅除舊文化障礙的直接力量，還可以成為某種新物質力量產生的催化劑。從15世紀到18世紀西方工業經濟發展的初期，不僅有一個為工業化大生產做準備的原始資本積累時間，而且還有一個為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做準備的新文化積累的時間。如果沒有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時期，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哲學家、藝術家推動人文精神在西歐傳播和積累，就不可能有18世紀到19世紀叱吒風雲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和推動科技革命進步的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英國史學家、牛津大學副校長阿倫·布洛克講：“造成英國產生第一個工業社會的那些變化，人們往往將之與一定的思想聯係起來。但是這些思想並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它們都是來自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前所沒有的隻是這些思想在實踐中和與之結合時所產生的力量。這些思想的核心是自由的社會，還有對人類精神從封建的桎梏、傳統的重壓以及政府幹預所加的限製下解放出來之後會產生好處，所抱的信念。”（（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第13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如果說文化力量發現並激活了這種“信念”，那麼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則使這種“信念”在實踐中變成現實。
（二）文化貧困：
中國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軟約束
在古代中國社會內部並未出現像西方那樣的導致新文明產生的新文化的萌芽。曾經擁有千年領先於世界古代文明的中國，之所以未能成為新文明的誕生地，就在於中國文化中攜帶的新文明的基因被高度成熟的農業文化的傳統所禁錮。由此決定了導致中國古代社會解構的力量隻能從西方去尋找。五四運動前在中國出現的新文化運動拉開了中國走向新文明的文化啟蒙的帷幕。以民主與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確實是哺育中國新文明成長所必須的東西。但由於五四運動以後，在西方列強對中國入侵下激化的民族矛盾，使民族的生存與獨立成了中國麵臨的主要矛盾時，這一為新文明準備的新文化運動未能充分展開，便轉向了急需尋求拯救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物質力量的政治運動。這種新政治力量的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由此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隻能是社會主義救中國。由於民族獨立問題的突然降臨，不僅中斷了中國走向西方式工業文明所需的新文化成長之路，而且也中斷了中國資產階段作為一個獨立領導階級的成長之路。剛剛開始成長起來的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在當時，唯一可以最大限度調動的解放民族的社會的物質力量，隻能是少數的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而成為工農聯盟領導核心的也隻能是代表新政治力量的中國共產黨。
正是在這種國際曆史條件下，中國走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西方社會走的是一條文化發育、經濟增長最後導致政治製度變革的進化之路，而中國卻是在沒有足夠的文化發育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完成了新製度的建立。過去我們常講，新製度建立以後，麵臨的最大問題，或者說需要首先補的課是發展生產力。事實上，新製度建立之後，中國需要首先補的課不僅是發展生產力，還有新文化的發育。新中國成立之後，生產力的發展雖然遭到政治運動的衝擊，但還是有了一定的發展，而文化發育卻根本未提到新中國建設的議程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幾十年時間中，新文化不僅沒有發育，而且在自發中形成的新文化成長的萌芽，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摧殘。“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促使新文化成長的，而是成了摧殘文化、摧殘文化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