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雖然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將尊重知識、尊重教育、重視科技作為啟動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予以重視。但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製所形成的短缺經濟造成的強烈的需求饑渴，使成長中的市場條件並沒有表現為對知識的強烈需求，而是表現為對資本粗放型擴張的強烈需求。到目前為止，改革開放以來以資本擴張為主的第一輪經濟增長已告一段落。當我們麵對強烈的需求饑渴在資本過度膨脹中“酒足飯飽”之後，到處都留下生產過剩的狼籍殘局時，可以發現，剛剛解決溫飽的中國，雖然在物質方麵已有了初步的富裕，但在文化與知識上仍是貧困的。長期以來，我們隻知道中國麵臨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製度與生產力不發達的矛盾，總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同資本主義相比，除了生產力不發達以外，什麼都不缺，而且都優於資本主義，似乎隻要補上豐富的物質產品這一項，中國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有這種想法的人，直到如今仍大有人在。然而，當我們所擁有的物質財富尚未豐富到西方發達國家那種程度時，卻發現在當代中國初步富裕的物質財富之上生長出來的並不全是我們期望的那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東西，有許多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封建糟粕文化的複活。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貪汙腐敗、奢侈鋪張、賣官鬻爵、權錢交易、賭博嫖娼這些封建糟粕文化的存在都必須以一定物質來支撐。因此，這些封建糟粕文化在古代社會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得起，主要發生在皇族和官宦貴族及地主階層中。現代中國隨著物質財富成倍增長，擁有了比古代社會更雄厚的財富的同時，也為古代糟粕文化的複活提供了條件。而且這些糟粕文化已不僅僅是屬於貴族的文化，開始出現了一種世俗化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首先獲得自由進入市場的一大批中國農民首先富裕起來。對於幾千年來“麵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農民確實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特別是那些首先富裕起來的鄉村，農民們的物質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種變化時，卻從變中看到了一種不變的東西，這種不變的東西就是在中國農村曾存在幾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這些文化並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主要是那些糟粕的東西。大邱莊出了位能人，這位能人在搞市場經濟中，對市場機遇的把握和對經濟活動的領導表現出一種中國農民企業家特有的很高的智慧和才能。但是，當物質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從這種智慧的深處滋生出來的卻是要想當土皇帝。當皇帝成為他內心深處最高的價值追求。皇帝有三宮六院，他有99套樓房單元別墅來送給情婦。大邱莊這位能人的現象，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中國農村，雖然達到這種程度的人不多，但接近這種程度想當土皇帝的卻為數不少。有些個體戶，雖然沒有條件做土皇帝，但卻可以做土地主。大批中國的富裕者，他們住洋樓、坐洋車，享有現代化的物質條件，他們納妾、豪飲狂賭、蓋豪華房屋、為富不仁，是一種典型的土地主。他們連中國過去時代的鄉紳地主都不如，因為鄉紳地主還知道辦鄉學、淳民風，他們卻對社會毫無回報。
據我所知的山西太行山的一個小村，改革開放以來村裏開煤礦富裕起來。到目前為止，全村一百多戶人家，家家都蓋了二層樓新房，幾乎家家有電視。一些富裕的家庭還擁有彩電、VCD、洗衣機等，凡是現代城市享用的東西，他們幾乎都有。可以說村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相比，是成幾十倍的增長。但是當視角轉向村裏的小學教育和村民的文化心態時，卻有一種“山也還是那座山”的感覺。自從1978年出了一個大學生之後的20年時間中，村裏僅出過一位大學生。村裏的小學教育不是提高而是下降。甭說考大學，近幾年能考上初中的學生也越來越少。對此村民和村幹部都麻木不仁。村裏的煤礦工人最高工資一月可拿到1000多元，而村辦教師每月工資隻有150元，且還拿不到現金。由於工資低，與低工資相對應的也隻能是低水平的教師。村裏的收入每年有30多萬元，但除了些村裏的一般性福利外，其餘開銷不明。吃喝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全村的集體性的文化活動是每年村裏花幾萬元錢唱一台戲。唱戲時是村裏幹部和村民聚場喝酒的大好時機，喝酒的人比看戲的人還多。“文化大革命”時期村裏和學校各有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支宣傳隊還培養了一批業餘音樂和藝術愛好者。“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有紅寶書看。但現在村裏沒有任何文化組織和活動，很少有人讀書看報。人們的大量餘暇時間是在打牌、賭博、喝酒中度過的。物質的豐裕與文化的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文化的貧困不僅在農村，在中國的城市也嚴重地存在著。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現在中國城市除了發揮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外，還是權錢交易，“跑官”“賣官”的中心，是人際關係網絡化的中心，是公款吃喝、公款嫖娼濫賭觀光的中心。在這樣一種以公款消費為主支撐著城市繁榮的基礎上滋生的城市文化，肯定不會是一種健康的文化，隻能是一種頹廢的病態文化。不論是在公交車上，還是公園、餐館裏，朋友聚會等人們交往集聚的場合，人們談論話題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對社會腐敗不滿的發泄，談論從報紙或道聽途說的花邊新聞。很少聽到人們談思想、藝術、理想、價值、人生等非世俗的話題。不僅市民如此，即使知識分子在一起真正談思想、藝術、理想、價值、人生理念的也是少數。
對這些問題，可能有人會不以為然，他們會認為這些問題根本不是文化問題，而是一個體製問題。隻要有一個好的體製，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不可否認這些文化問題中確實包含著通過體製才能解決的問題，但如果文化問題全部歸轉為製度問題，這實際上仍是中國幾千年實行集權體製下形成的“明君治天下”的期望心理的反映。如果我們所期望的這種更好的體製，是一種更加民主的體製，那麼一個民主體製同一個集權體製相比，根本的不同在於，在一個集權製的社會中，隻有一個“明君”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而在一個民主製的社會中，“民”的作用應大於“君”的作用，這個社會才是民主與法製的社會。當代中國缺少的是什麼呢？就是缺少具有主體意識的“民”。嚴重地講，當代中國國民的價值和理念尚不具備一個民主社會所需要的那種價值和理念。因為當代中國的國民尚未經曆過一個現代民主社會所需要的文化的啟蒙。製度的力量主要是通過外部約束來實現的，而文化的作用則是通過營造一個社會文化氛圍激發內在的主體性來發揮的。文化與製度的作用雖然相互聯係，但決不能相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