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中國走向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中，雖然經曆過製度變革和經濟變革，但自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被中斷之後，始終未經曆過走向現代社會的文化啟蒙運動。由此出現了現代中國特有的文化與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
文化貧困的問題已不僅僅是當代中國發展中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而是一個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蔓延全國的糟粕文化，不僅腐蝕著人們的精神，而且還腐蝕著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糟粕文化是當代中國走向知識經濟的最大障礙之一。教育和科研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並不完全是一個中國沒有足夠錢的問題，而是缺乏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的理念。如果將粗俗的物質享受之風盛行下每年吃掉的兩千個億，將各地重複上馬投資造成的巨大浪費用於教育和科研投資，那麼中國的教育和科研絕不是目前這種現狀。科學家錢學森曾講過，他母親一生最大的貢獻是為祖國養育了五位博士。為了使五位子女上學，這位科學家的母親將每月到手的收入先扣除掉五位子女上學的學費之後，才考慮其他開支。如果我們國家的各級領導們都能夠像科學家的母親那樣對待教育，我們國家的教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就一定會有希望。
（三）重新認識中國古文化的新視角：
生存文化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百年史，是一個中國的古代文化遭到解構和批判的百年史。中國的古代文化之所以遭到解構與批判，其根本原因，就是麵對西方洋槍利炮和強大物質力量的衝擊，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文化在富國強兵上的無能。如何尋找到使中國走向現代物質文明的新文化，一直成為中國知識人苦苦尋求的東西。15世紀以後，從中世紀走出的西方人追溯曆史時，發現的是一個令西方人充滿民族自信和驚奇的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與此相對應的中國人從古代社會走向近代回首曆史時，發現的卻是一個令中國人自卑的儒家文化。18世紀以後東方文明的衰落與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擴展，一個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世界逐漸形成。從15世紀開始，西方文明在全世界推進的五百年中，真正分享這一文明好處的民族，始終未超出西方文化世界。在這一事實麵前，東方文化一直被東西方學者認為是東方進入現代文明世界的屏障。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崛起時，西方普遍認為日本因特殊性而發展，並沒有產生文化上的震動。但70年代東亞四小龍興起時，卻產生了巨大的文化震動，使鐵板一塊的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世界，開始出現了裂縫。這種文化屏障裂縫，由此引發出了關於儒家倫理和東亞奇跡之間可能具有某種關係的廣泛討論。但由於作為儒家文化大本營的中國經濟仍十分落後，普遍認為東亞工業化與儒家倫理之間的關係無法論證。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將儒家倫理問題的討論再次推向高峰。中國經濟奇跡的出現，在世界範圍引起的震動，似乎已不僅僅是一個儒家倫理與東方工業之間的必然關係能否成立的問題，而是一個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關係的問題。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並非東方人，而是西方人。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發表題為《文明衝突記》的論文，他認為將來對現代西方的霸權理論可能提出挑戰的是兩個文明體係：代表回教文化的中東和代表儒家文化的中國。《中國季刊》的創辦人、哈佛大學的另一位政治學教授，80年代在《經濟人》發表題為《後期儒家的挑戰》的論文中，他認為對西方社會形成的挑戰中，蘇聯基本是軍事的，中東是經濟的（因當時的石油問題），東亞社會（即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的挑戰是全麵的，是生命形態的挑戰，是不同的價值體係、不同的現代化模式的挑戰。與這些“危言聳聽”的理論相呼應的還有“中國威脅論”。這些觀點已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這些觀點是西方長期推行對抗政策在和平與發展時代留下的慣性。很多人認為這是“冷戰”時代的“冷戰論”，是有道理的。但是從這些關於東方文明或文化的爭論中，也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曾消聲匿跡的中國文化，開始受到世界的關注。
正當東亞經濟奇跡的出現，使東方民族在對東方文化的認識上開始找到初步的自信時，東亞金融風波的出現又為這種剛出現的東方人的自信蒙上了一層陰影。對東亞經濟危機的反思中，其中有一種觀點，就是東亞危機在深層上就是東亞文化的危機。不論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還是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在東亞經濟模式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政府與企業之間有一種無法割斷的類似家庭結構的“血緣關係”。由於政府總是將企業看成自家兒子予以關心，在兒子犯法時又給予庇護，由此形成了東亞政府在經濟中的兩麵作用。當“兒子”幼小，政府的精心哺育和關照，使東亞經濟在其發展的初期，表現了迅速發展的勢頭。政府在經濟的發展中表現出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企業漸進長大，需要走向獨立時，企業從最初的成長中與政府之間形成的“血緣關係”，卻很難割斷，於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會由最初的精心哺育成長的關係變成企業不思創新，政府庇護企業，不加嚴管的關係。這種關係持續下去的結果是，由於政府對企業中存在的問題，就像父親對兒子的犯法行為予以庇護一樣，久而久之，使企業中的問題積重難返。再加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權錢交易，導致政府腐敗，愈加使政府失去對企業的控製力，而已經被寵壞的“兒子”，則更加為所欲為。在問題沒有激化之前，在家醜不可外揚規則的作用下，人們往往會被表麵的虛假繁榮所迷惑，而問題一旦激化，就會出現一係列令人吃驚的醜聞和不可收拾的敗局。可以說日本山一證券公司的破產就是在這種經濟模式下成長起來的企業的典型代表。
如何認識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一個東方的斯芬克斯之謎。作為一家之言，對中國文化認識的要點簡述如下：
從經濟的角度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時，中國文化屬於生存性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文化，西方文化屬於發展性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文化。生存性文化與發展性文化，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區別點所在。
到目前為止，自原始狩獵采集經濟之後，人類經曆了兩大經濟形態：一是持續了萬年之久的農業經濟，一是15世紀以後起始於西歐，然後走向世界的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屬於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經濟，工業經濟屬於滿足人類發展需要的經濟。雖然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出現了工商業經濟的萌芽——商品，在整個農業社會中也存在著不斷發展的手工業，但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卻是從近代開始的。在人類曆史的進化中，之所以沿著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順序發展，是因為隻有農業才能生產出維持人類生存必需的食物。工業可以生產出滿足人類高層次物質和精神需求的汽車、電視、電話等產品，也可以將糧食加工成更美味的食品。但是工業生產本身生產不出滿足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糧食。人類如果沒有工業化的產品雖然不能發展，但能生存下去。如果沒有農業，無論有怎樣發達的工業，人類都無法生存下去。所以，農業不僅是人類文明產生的前提，也是工業經濟存在與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工業經濟就不可能存在，更談不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