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純的經濟角度看，農業經濟的高度發展是工業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前提。但是從文化的角度看，工業經濟發展所需要文化恰恰包含著對生存性農業文化的否定。工業經濟是一種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在這種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形成的以價格調節為中心的具有宏觀自組織功能的市場調節體係，恰恰包含對政府直接幹預經濟的排斥。工業經濟所具有的自我組織、自我發展和自我擴張的功能，從根本上改變了古代農業社會中的經濟依附政治、政治控製經濟的格局。在工業經濟社會中恰恰是經濟成為社會的發展中心，經濟決定政治，政治為經濟服務，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巨大需求，科技文化成為工業經濟時代發展的主流文化。
以資本為主要資源的工業經濟是一種開放、自由的經濟。在這樣一個資本、勞動力、人口高度流動性的社會中孕育出的是一種崇尚個體自由、冒險、競爭的文化精神，工業經濟不僅為個體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充滿開放與競爭活動的空間，而且也為滿足人的發展需求創造了物質前提。古代農業社會的有序性是以抑製人的發展需求為代價，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們所遵循的規則，則是在激發人的創造性、滿足人的發展需求前提下製定的。
發達的古代農業經濟，為中國古代文明和文化繁榮與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而古代農業社會的生存性文化信息，又為工業文明所需要的新文化信息形成製造了巨大障礙。
與東方世界相對應的西方，之所以成為近代工商業經濟的誕生地，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社會孕育了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文化基因。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工商業經濟基礎上的古希臘文化。從米利都學派開始的古希臘哲學家大都是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科學家，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色諾芬尼、巴門尼德、芝諾、阿克薩戈拉、恩塔多克勒等七位哲學家都曾以同一書名《論自然》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由此可見，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並不主要是來自對人類社會的觀察，而主要來自於對自然觀察的思考。同一時期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出現的一大批思想家，則主要是圍繞著如何治國安民提出他們不同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當時不論是古希臘的哲學家，還是中國的哲學家都探討和思考了宇宙萬物的起源問題，但卻是以不同的視角和思維方式進行的。當中國的老子沿著綜合思維之路，將其智慧之光射向一個越來越廣闊，越來越具有包容性、恍兮惚兮隻可意會、無法言傳的隻能稱其為“道”的世界時，西方的德謨克裏特，卻沿著分析、解構的思維之路，深入到了一個越來越微觀化和清晰化的原子世界。孔子和亞裏士多德，分別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亞裏士多德的實體哲學、邏輯學、修辭學、美學等學說，大都是關於如何提高個人思辨能力和知識的理論。而在中國孔子的思想裏，雖然也包含有關於“獨善其身”、“格物致知”等關於完善自身的理論，可是孔子的最高理想是“治國平天下”。中國儒家文化是關於如何治理一個農業大帝國的文化。公元1500年前的世界是農業大帝國成長時代，所以，在那個時代，儒家的文化更符合時代的要求，從漢代儒家文化主導地位被確立起，不僅在中國兩千年的曆史中始終未動搖過，而且儒家文化隨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強盛，在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傳播到整個東亞地區，並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東亞儒文化圈。
曾經輝煌一時的古希臘文化，雖然有利於在工商業經濟中擁有自由與創新個體的發展，有利於通過立法在民主製基礎上的古希臘城邦的發展，但不利於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高度集權農業大帝國的發展，由此也就決定了古希臘文化在古希臘城邦向集權帝國轉變時，必定走向衰微的命運。曾經做過亞裏士多德的學生的亞曆山大，當其運用武力，在東征西討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時，竟然發現他的老師亞裏士多德教給他的那些修辭學、邏輯學對於如何治理一個大帝國是無用的。從亞曆山大帝國開始，西方社會也像東方一樣進入到一個古代帝國成長時代。從羅馬帝國的滅亡再到拜占廷帝國的興起與滅亡，由於在西方世界，未能像東方那樣擁有悠久而雄厚的構建古代帝國的文化資源，因此歐洲始終未能像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那樣，能夠長期統一在某一帝國之下。但是，從另一方麵看，正是歐洲沒有悠久雄厚的古代農業帝國的文化沉澱，因而也就沒有東方那樣古老的傳統文化對新文化誕生的壓抑，雖然歐洲缺乏有利於古代農業帝國成長的文化傳統，但卻有東方世界所缺少的工商業文化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