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記得那個夜晚。悲愴的聲音一點點變得平和，變得快樂。因為一聲稚嫩的喝采。
那是鄉下的冬天，鄉下的冬天遠比城市的冬天漫長。常有盲人來到村子，為村人唱戲。他們多為夫妻，兩人一組，帶著胡琴和另外一些簡單的樂器。大多時村裏會包場，三五塊錢，會讓他們唱到很晚。在娛樂極度匱乏的年代，那是村人難得的節日。
讓我感興趣的並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們走路時的樣子。年幼的我常常從他們笨拙的行走姿勢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卑劣的快樂。那是怎樣一種可笑的姿勢啊！男人將演奏用的胡琴橫過來，握住前端，走在前麵。女人握著胡琴的後端，小心冀冀地跟著自己的男人，任憑男人胡亂地帶路。他們走在狹窄的村路上，深一腳淺一腳，麵前永遠是無邊的黑夜。雨後，路上遍散著大大小小的水窪，男人走進去，停下，說，水。女人就笑了。不說話，卻把胡琴攥得更緊。然後換一個方向，繼續走。換不換都一樣，到處都是水窪。在初冬，男人的腳，總是濕的。
那對夫妻在村裏演了兩場，用了極業餘的嗓音。地點在村委大院，兩張椅子就是他們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著天，抽著煙，跺著腳，打著嗬欠，一晚上就過去了。沒有幾個人認真聽戲。村人需要的隻是聽戲的氣氛，而不是戲的本身。
要演最後一場時，變了天。嚴寒在那一夜，突然躥進我們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風像刀子，直接刺進骨頭。來看戲的人，寥寥無幾。村長說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說明天還得去別的村。村長說要不這場就取消吧？男人說說好三場的。村長說就算取消了，錢也是你們的，不會要回來。男人說沒有這樣的道理。村長撇撇嘴，不說話了。夫妻倆在大院裏擺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來。他們的聲音在寒風中顫抖。
加上我，總共才三四名觀眾。我對戲沒有絲毫興趣，我隻想看他們離開時，會不會被結冰的水窪滑倒。天越來越冷，村長終於熬不住了。他關掉村委大院的電燈，悄悄離開。那時整個大院除了我，隻剩下一對一邊瑟瑟發抖，一邊唱戲的盲人夫妻。
我離他們很近。月光下他們的表情一點一點變得悲傷。然後，連那聲音都悲傷起來。也許他們並不知道那惟一的一盞燈已經熄滅，可是他們肯定能夠感覺出麵前的觀眾正在減少。甚至，他們會不會懷疑整個大院除了他們，已經空無一人了呢？也許會吧，因為我一直默默地站著，沒有弄出任何一點聲音。
我在等待演出結束。可是他們的演出遠比想象中漫長。每唱完一曲，女人就會站起來，報下一個曲目，鞠一躬，然後坐下，接著唱。男人的胡琴響起，女人投入地變幻著戲裏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摻進一種悲愴的調子。他們的認真和耐心讓我煩燥。
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兩個紅薯再回來，他們也不會唱完。我果真在家裏吃掉兩個紅薯，又烤了一會兒爐子，然後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們還在唱。女人剛剛報完最後一首曲目，剛剛向並不存在的觀眾深鞠一躬。可是我發現，這時的男人，已經淚流滿麵。
突然我叫了一聲好。我的叫好並不是喝采，那完全是無知孩童頑劣的遊戲。我把手裏的板凳在凍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響聲。我努力製造著噪音，隻為他們能夠早些離開，然後，為我表演那種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勢。
兩個人同時愣了愣。好像他們不相信仍然有人在聽他們唱戲。男人飛快地擦去了眼淚，然後，他們的表情同時變得舒展。我不懂戲，可是我能覺察他們悲愴的聲音正慢慢變得平和，變得快樂。無疑，他們的快樂，來自於我不斷製造出來的噪音，來自於我那聲頑劣的喝采，以及我這個惟一的觀眾。
他們終於離開，帶著少得可憐的行李。一把胡琴橫過來，男人握著前端，走在前麵，女人握著後端，小心翼翼地跟著，任憑男人胡亂地帶路。他們走得很穩。男人停下來，說，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說話，卻把胡琴攥得更緊。
多年後我常常回想起那個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對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麼。隻希望，我那聲稚嫩的喝采，能夠讓他們在永遠的黑暗中，感受到一絲絲陽光。
盡管，我承認，那並非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