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能不能永遠不說憂傷
黑蝴蝶飛過，青春紅舞鞋
那時候我總是笑，什麼也不說，仿佛我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秘密。
文/歌詩慕
藝術係的女生做家教都很難
我舉著“家教”的牌子，已經在烈日底下站了兩個小時。
從寢室裏灌好帶出來的那瓶涼開水早被喝完了。從我身邊走過的人，提著大包小包，從有著冷氣的家樂福超市走出來，又走進了肯德基。我渴極了，嘴裏像被塞了一把鹽，又苦又澀。
晚上，燕子鑽到我的床上，拉上床簾對我說：“今天又沒戲吧。”我點點頭，燕子靠過來，一陣好聞的香水味也飄過來。她說，小羽，我再借你點兒。我說，不用了，說不定我明天就能找著家教做，今天我看見方琪就找了一個教初中數學的活兒。
燕子說，傻啊你，能跟她比嗎？人家是數學專業的。你一個學藝術的，學跳舞的大一女生，能找著什麼家教？我教你的，你都不聽。我們這個專業，就沒有人在外麵做家教的。你不信，明天自己去問。
我信。我沉默著把頭轉過去壓在枕頭上，我不希望自己的眼淚發出任何聲音。
跟我有著天壤之別的燕子
燕子在這間混合寢室的地位很微妙，作為一個有著十五雙高跟鞋和一抽屜名牌化妝品的大三學姐，她是我們這群新生羨慕和模仿的對象。可是很多時候，大家又很討厭她的世故、輕浮和居高臨下。我也討厭——其實是很討厭。我記憶深刻的是進大學的第一星期，對鋪的燕子探出頭，突然很大聲地驚歎：天哪，你怎麼還穿那麼老土的內衣！
我看看她，她驕傲地挺起胸，沒有絲毫羞澀地向我們展示她美麗的紫色蕾絲胸衣。我穿的是黃黃鬆鬆的小背心，是我媽媽踩著縫紉機自己做的。
在那聲“天哪”之後，是一種讓人無法抵擋的難堪和卑微，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媽媽給我做這背心的樣子，這些年來，我的舞鞋、練功服都是她做的。她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她的手藝怎樣讓年輕好強的女兒這一夜輾轉反側。
星期一，拿著燕子給我的麵包，我一大早就去了練功房。課間的時候，團支書走進來說，周末組織大家去鳳凰山遊玩，想去的報名，一百塊錢。我沒有動，把腿抬到最高的杆上，使勁壓著。地上亮晶晶的一片汗水。人群裏有人問，吳梓羽你去不去啊？團支書扯了那人的衣角一把，低聲說，吳梓羽不會去的。
他的耐克球鞋和運動衫
星期五晚自習後，隔壁班的林傑在開水房攔住了我，他穿著一雙很白很大的球鞋，站在我麵前。他急急忙忙地說吳梓羽，你等等。然後裝出痛心疾首的樣子比畫著，說自己的兄弟如何重色輕友，明明說周六要去鳳凰山，卻因為女朋友要回家而變卦。最後他說：“吳梓羽，交的錢是沒法退了，多了一個名額，你去不去？”我咬著嘴唇，不說話。林傑故作輕鬆地吹起口哨。等了半晌，我依然沒回答。
最後他小心翼翼地說：“啊哈，怎麼樣怎麼樣？不去白不去。”
然而我並不笨，我猜到事實應該是怎樣。這個時常用熱烈眼光捕捉我身影的男孩會怎樣偷偷幫我交錢，又怎樣編造了一個謊言。但是這於我有什麼用處呢，我的焦慮並不是一百塊錢的鳳凰山之旅就可以驅趕的。爸爸正躺在醫院裏等著做手術，因為工廠裏效益不好，他的醫療費根本報銷不了。
我看著他，他的耐克球鞋和運動衫。
我說，不去了，我不喜歡爬山。
第二天晚上，我跟著燕子來到了本市最有名的休閑中心“紅歌彙”。“紅歌彙”的最頂層，是酒吧和KTV包房。燕子掏出她的裝備給我化妝，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你不要怕，這又不是國產電視劇，沒人會逼良為娼的。你隻是來陪著唱個歌罷了，他們叫你喝酒你就笑，讓你唱歌你就唱。燕子給我換上她的白裙子，領班走過來，點點頭：到底是大學生，清純。
在走進KTV包房的一刹那，我捏緊了燕子的手。她甩開我的手，回頭對我說，忍耐，微笑。不管別人說什麼你都要笑。我隨她走進了昏暗的包房中。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攥著這晚的工資一百塊錢，我感覺到自己的手心滿是汗，幾乎可以捏出血來。我蜷成一團，全力抵抗著，從胃裏麵泛出的難過與恐懼。
吳梓羽你要高興一點
我有些刻意地回避燕子，我不想別人知道，我跟她是一起的。每當看到女孩子們聚在一起聊天，我的心就會揪起來，她們的笑聲刺激著我的每根神經。我心裏有一個秘密，是萬不可被人發現的，吳梓羽仿佛是地洞裏不能見光的老鼠，那麼卑微和驚恐。
有時候在路上碰到林傑，我低著頭腳步匆匆，可是眼睛總會不由自主地看向他。他潔白的球鞋和牙齒，顧盼神飛的表情，他身邊總有一兩個衣著光鮮的漂亮女孩。他撇下她們，朝我走來，那樣光明正大地微笑著，說：“你去哪兒了？最近你好像挺忙。”我心虛地說：“我找了個勤工儉學的事做。”他說：“那好啊，我就快生日了，到時候我請你唱歌啊。”
夜裏我躺在床上，想著他的話：“吳梓羽你要高興一點。”可是我怎麼高興得起來。在“紅歌彙”的空房間裏，燕子說：“你不要太敏感。你要知道，人家給了你小費，開幾句玩笑沒什麼大不了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她推開門，最後拋下一句：“吳梓羽，你想清楚，自尊沒有屁用，你需要的是錢。”
一晃四年流光過往
很久以後，我還是保留了那個習慣，喜歡一大早就去練功房跳舞。我的學生們都是有禮貌的孩子，會一直等我跳完了才走進房間，她們說：吳老師，你跳得真好。
畢業後，我來到這所高中教音樂。我有了穩定的收入，買了很多件我喜歡的內衣。課間，學生們都圍在我身邊休息，她們嘰嘰喳喳說個不停，青澀的小臉上有很多細細的絨毛在陽光裏發著光。她們說起期中考試的成績，壓力和緊張如何讓自己失眠；說起剛學跳舞的時候總愛哭，大腳趾常年青紫非常恐怖；她們幻想著大學裏的一切，是不是每天都可以睡到八點才起床，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和男生去吃麥當勞。她們互相鼓勵和安慰：沒關係的，上了大學一切就會好起來。仿佛大學就是沒有一切壓迫和困倦的烏托邦，是一切向往和辛苦的歸宿。
那時候我總是笑，什麼也不說。仿佛我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秘密。
她們不知道，有時候，我還是會失眠。會夢見一個人待在黑暗裏，夢見我在他麵前的無地自容的感覺，夢見我是怎樣害怕那雙驚愕的眼睛。
生命中最驚心的一場遭遇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一直害怕的那一天是以何種始料未及的方式突然到來。當我從601包房裏衝出來的時候，撞在了一個人身上。他扶住我，我來不及看他，燕子正和另外一個人拉住那個喝紅了眼的王老板，他指著我破口大罵。
我這時才聽到那個扶住我的人說：“吳梓羽，你怎麼會在這裏？”我幾乎要站立不穩。我聽著那些汙言穢語像髒水一樣潑到我身上。我盯著林傑，腦子裏一片空白。他越來越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裏冒出光，最後，他竟然猛撲了過去。
後來，我印象裏隻有滿頭是血的林傑，還有燕子驚慌失措的尖叫聲。
一個星期後，我去醫院看他。他纏著繃帶，沒剃胡子，樣子比較傻。我把水果遞給他，說：“林傑，謝謝你。”他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笑了：“吳梓羽，你以後都不要去那裏了。有什麼困難我會幫你。”
我沉默了很久，直到我覺得自己有勇氣說不。
林傑，你知道嗎。因為這一個環節的出錯，而使得我整場青春都格外難堪和難過，我們都不可能遺忘。每個夜晚我所想起的，媽媽的辛勞，我的卑微，你明亮的笑臉，燕子驕傲的神態，那些無處不在的痕跡，在經過這一次你挺身而出的事件後，凝結成灰黑的汙點，擊落在我倔強好強而虛榮的心裏。
也許你並不能理解。
即便你並不能理解。
這卻是在我生命裏最驚心的一場遭遇。
青春期公敵
文/林奕
我似乎逃不過跟她同桌的命運
十六歲那年，鄭紅科又轉回我們學校。老師領著她出現在講台上，我沒有留心老師說什麼，下巴磕在桌上，打量著鄭紅科。依舊是從前那雙怯怯的眼睛，抓著書包的手，緊張地扭來扭去，書包的肩帶被擰得跟麻繩似的。
我似乎逃不過跟她同桌的命運。小學三年級開始，直到初一上學期她轉走。初一下學期，聽到她轉學的消息時，鬆了口氣。沒有高興太久，她又回來成為我的同桌。
她坐下來的時候，我挪了挪凳子，她輕輕將書包放進抽屜，又輕手輕腳地坐下。
我們在最後一排座位，我的近視度數在加深，有時看不清黑板的板書，便推推她的胳膊，問她板書內容，就會看見那雙驚恐的眼眸。後來我終於配了副眼鏡，不再主動和她說一句話。
那個年紀的女孩子，就如一株株形態各異的植物
鄭紅科像一隻放置於桌沿的玻璃杯，隨時有被走過的人打翻的可能，敏感而易碎。雖穿著打扮土氣，卻深得男生的照顧。包括班上大多數女生暗戀的對象，班長邵偉。
英語課，被點名提問時，鄭紅科嘴微微一張，一串流利的英語滑出，鎮住所有人，一下卷走眾男生和老師讚賞的目光。一個月後全省中學生英語競賽，作為學校代表的鄭紅科獲得全市第一。在這座英文教育水平很一般的小城中，可想而知鄭紅科得到了多長一段時間的關注和讚譽。
鄭紅科上講台領作業時，會有不經意伸出的腳將她絆個趄趔。輪到她值日，垃圾會異常多。最常發生的意外，是不經意間，總有人拎著擦完玻璃窗的水桶路過，失手打翻潑她一身。她的狼狽，迎來一片笑聲。
那個年紀的女孩子，就如一株株形態各異的植物，如果不巧長了刺，那麼會比世間最硬的那一種礦物質都來得堅硬。
我們都是班上被邊緣化的人
嚴格來說，女生喜歡紮小圈子的年齡，我和她應該屬同一圈子。我們都是班上被邊緣化的人。
在以成績的優異與否為主流認可的班上，身為常考五十分的差生，我一樣被歸於受排擠人群中。隻是，我缺乏楚楚可憐的眼神，缺乏羞怯的笑容。一次在班上將挑釁我的女生的課本扔到窗外，當眾同時與三名女生廝打，過後，再無女生在我麵前冷譏熱諷，但強硬的不良少女形象從此確立。
我從不認為自己和鄭紅科是一國的。雖然家境都不大好，她卻有感情很好的父母，而我父母甚至在飯桌上大打出手。我們被排擠的原因盡管都是因為成績，她是由於太優異，我則是太差勁。
對我的冷淡，鄭紅科不以為然。她企圖親近我，下課找我說話，即便我從不回應她。她每天放學等我一起回家，在她家街口等我上學。有天我拿出一支煙要點燃，她忽然從我指間奪過去，我欲發火，她遞給我一支棒棒糖：“棒棒糖比煙好吃。”
我忍不住問：“你為什麼每天都跟著我？”她十分認真地望著我：“隻有你從來不欺負我，隻有你不討厭我。”
她不知道，我根本沒有心情玩手帕交這種把戲；她更不知道，我討厭她的程度，一點兒不亞於其他女生。她怎會知道，我床底鞋盒藏著的日記本裏，每頁都寫著邵偉的名字。
每次邵偉看著鄭紅科時，我的心就猶如灌了鉛般，沉重，不是滋味。
之所以不像別的女生那麼明顯將厭惡之情表露，是因為每次別的女生捉弄鄭紅科時邵偉投向她們的厭惡的眼神。我無法忍受被邵偉像望一隻蒼蠅那樣望著，這便構成我與鄭紅科之間相安無事的表象。越是如此，我胸腔裏那株植物上的刺長得越發細密堅硬。每次女生們狠狠捉弄鄭紅科時，我都在旁邊不動聲色地觀看。
一天，我們如往常般到教室，到我們的位置時，走在我前麵的鄭紅科發出一聲極其悚人的尖叫，神色驚慌地退到我身後。我過去一看，早飯幾乎要嘔出來。一隻手腕粗的死蜥蜴翻著白肚皮橫在鄭紅科的椅子上。我從小就惡心爬蟲類動物，這是我的死穴，一大早看見，忽然生出無名火。我回頭，那幾個女生正樂不可支，其中手上套著紅色塑料袋的許娜笑得格外開心。那一刻，顧不得惡心，我拎起蜥蜴尾巴朝她們甩去，正好砸中許娜的臉。
老師和邵偉趕到時，許娜的頭發已經散了一地，我的牙齦也不停往外滲血。可是，邵偉望也沒望我們一眼，直直衝到鄭紅科身邊。而這場衝突，其實隻有我與許娜是你死我活的主角。其他人包括鄭紅科在內，隻是拉架未遂毫發無傷的路人。
鄭紅科終於成為全班女生的公敵
老師狠狠地批評我和許娜時，站在鄭紅科身邊的邵偉對我們流露出的憎惡，像一把刀劃過，令我忽然對許娜她們有這麼強烈要與鄭紅科過不去的心情了然。
回座位時，鄭紅科欲開口說話，我打斷她：“別說話，我很討厭你。”她的眼眶瞬間漫上一片霧水，我見狀更煩了，“要裝可憐，朝男生裝去。”
那天之後，我徹底不再和鄭紅科說一句話。放學她試圖等我，我讓父親買了輛自行車，每天獨來獨往。好幾次，推了自行車，看見那個前方走著的孤零零的背影，蹬上車子，飛速從她身邊掠過。
我，無法忘懷邵偉那一刻的眼神。對那個年齡的我來說，還有什麼比被喜歡的男孩用厭煩的眼神看一眼更嚴重的事情呢？以後，我要看著她痛苦。我被這個惡狠狠的念頭嚇了一跳。
體育課，練習排球。女生們仿佛約好了般，鄭紅科在網前方，那麼球不小心就扣在前方，在後衛，那麼球就砸向後方。總是那麼準，那麼狠，一次次砸倒她。終於，和她同隊的女生“手誤”將球迎麵砸向她的臉，兩道血汩汩從她的鼻孔冒出。女生們停了手。隻是，誰也沒有靠過去看她。
男生們紛紛圍過來七手八腳幫她止血，邵偉扶她去醫務室。望著他們的背影，許娜恨恨地說，她為什麼要回來，要是沒有她就好了。許娜說出這句話時，我有幾分吃驚，因為當時我心底閃過的正是這句。
我們從未想過，即使沒有鄭紅科，邵偉也不見得將注意力放在我們身上。重點是，那一刻，鄭紅科終於成為全班女生的公敵。
那雙羞怯的眼睛，已經永遠從我的生命中消失
後來，每次路過那個街口時，會不自覺想起她在街口遠遠望著我傻笑的樣子。那些暮色初曉的清晨，夕陽西下的傍晚，我開始懂得懷念與她之間的點滴美好時，鄭紅科這個名字，卻成為一道刻在我們全班女生青春中的休止符。
那個周一的早晨，我在旁邊聽著女生們嘰嘰喳喳商量這一天對鄭紅科的計劃。她們想好了，上午第三堂課是體育課，所有人都要穿有鬆緊帶的體育褲。在課間操期間，假裝摔倒靠近她，把她的褲子刺啦扯下來，讓她在全校人麵前丟臉。這個計劃讓女生們異常興奮。什麼時間、走到哪裏、佯裝摔的姿勢、怎麼恰如其分在千鈞一發的瞬間將褲子扯下來——
可是直到第二堂課結束後鄭紅科還沒出現。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沒有請假直接曠課，那個鄭紅科，給她十個豹子膽她都不見得做得出來。
快放學前，老師麵容哀傷地進了教室：“鄭紅科早上來上學的途中出了車禍，在街角拐彎處，肇事者逃逸，天色昏暗，沒有人發現，搶救時間拖延，被發現後送往醫院時已經來不及……”
這個消息，像一枚魚雷在水中炸開。空氣仿佛不再流動，瞬間靜止下來。老師那番話後，沒有人發出任何聲音。約莫過了十幾分鍾後，下課鈴聲響，所有人默默地收拾書包。走出教室時，沒有一個女生不流著淚。除了我。
一直到第二天，騎自行車路過鄭紅科家那個街口時，我才猛然覺得，那雙羞怯的眼睛，已經永遠從我的生命中消失，不會再轉學回來了。
我們班的女生，忽然一夜之間老氣橫秋起來。生活中不再有鄭紅科的這個事實，令我們不敢翻看過去有她的所有時光。這是我們的人生中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這個字眼。身邊朝夕相處的某個人，忽然某天無影無蹤，成為一個除非有人開口，才會在空氣中浮現的名字。又因為過去對她的種種，令人隻要一想起她，隻覺得那是一段十分殘忍的時光。
年輕如我們，怎麼會知道給予別人冷漠和戲謔，最後刺痛的竟是自己。
當我騎著車子經過昔日鄭紅科站在那裏等我的街口時，才發現，在我的青春中，原來最殘酷的事情，不是失戀也不是被人歧視，而是為時已晚本身。如果，如果她還在的話，我們會怎樣呢？一切可能性，都在那個早晨，戛然而止。
如果1998年永遠消失
我該如何跟他說，在那關鍵的一瞬間，我突然想到那個猥褻我的老男人。他肮髒的雙手，他那把蠻力，以及無數個在夢裏還在反抗的瞬間。
文/小麥米洛
那些逃無可逃的二次傷害
我不知道該怎樣敘述1998這個年頭。它是我想忘卻又一直難以忘記的一年。這一年，最引人關注的是來勢洶洶的洪水，我上高一，離災區很遠。有一天早晨，我眼神空洞地看電視新聞，爸爸走過來，有些猶疑地說：“我要去浙江做一次關於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經濟調查，時間有點兒長，你……好好照顧自己。”
我繼續看新聞。自從發生那件事，我整個人都變了。有些麻木，有些冷漠，有些自卑，對這個世界有些不知所措。
爸爸走後的第三天，學校號召給災區捐款。作為班裏的紀律委員，放學後，我去綜合樓教師辦公室送捐款。辦公室隻有一個老師在。他是學校最出色的物理老師，特級教師。他認識我，很溫和地衝我笑了笑，叫我坐下。我坐下來，把裝在信封裏的錢遞給他，說，老師，這是我們班同學的捐款，麻煩您交給方老師。
他沒有說話。這樣的沉默令我感到異樣，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我聽到一陣急促的呼吸聲，然後一雙大手從桌麵上伸了過來。我聽到他說，你的手真漂亮。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像是被冰凍住，抽回手，我的臉漲得通紅。我什麼都沒有說，將信封往他那邊推了推，麻煩您交給方老師。他的雙手又將我的手一把握住，說，你還裝什麼清純。
這句話像利箭一樣，將我的心髒刺穿。我的眼淚掉下來，逃也似的衝出綜合樓。每一步都充滿委屈與悲傷，還有深深的絕望。
現在你知道了，我為什麼會說1998年，是我想忘卻又一直難以忘記的一年。這一年，我遭人猥褻，然後又被道貌岸然的老師二次傷害。在以後的很多年裏我都在想，人若是被傷害，便會築起圍牆保護自己，而最殘忍的事情，莫過於那些逃無可逃的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