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溫笑著說：“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秦宓說：“有頭。”
張溫問：“頭在何方？”秦宓回答說：“在西方。《詩》雲：‘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張溫又問：“天有耳乎？”秦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雲：‘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無耳何能聽？”
張溫又問：“天有足乎？”秦宓說：“有足。《詩》雲：‘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
張溫又問：“天有姓乎？”秦宓說：“豈得無姓！”
張溫說：“何姓？”秦宓回答說：“姓劉。”
張溫問：“何以知之？”秦宓說：“天子姓劉，以故知之。”
張溫又問：“日生於東乎？”秦宓回答說：“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秦宓的巧妙回答使在座的眾人均驚歎不已，連張溫也一時說不出話來。
此時，秦宓接著說：“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願先生教我。”
此話一出，張溫頓時無言以對，須臾歎服道：“不意蜀中多出俊傑！”由此可見，廣博的學問對人性情、氣度、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個人不管在何時何地都應該保有自己的風格，入世隨俗，但不同流合汙。遺世獨立，卓爾不群，這體現的不單是個性風格，更多的是體現了人品修養。
天文、地理與人倫
南懷瑾說一個人達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宇宙的法則都把握在手，就是古人得了道的“宇宙在手，萬法由心”的境界。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智慧提升到這樣的高度，一切隨意自在，就如同宗教裏佛祖和上帝的境界一般，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個人生。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曉人倫指的是那些學識淵博、博學多才之人。他們學富五車、見識高遠，非常人可比。
據說漢武帝剛剛即位的時候，一日頒布詔書征召全國各地有才能和品行的人才。於是，各地士人、儒生紛紛向朝廷上書應詔。當時，來自齊地的東方朔也給漢武帝上書，史載其“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這麼多的奏牘使得漢武帝“讀之二月乃盡”。
在這份自我薦舉書中，他說道：“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東方朔這份自薦書總的意思就是說明自己博學多才，有勇有謀，文武全才。實際上，他在政治、文學上確有一番作為。他曾經向皇帝“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隻是不被重用罷了。
在這裏要說的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一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曉人倫的人是十分罕見的，如同梨園界的藝人一樣，可能幾百年才出現一個大師級的人物。如宋朝的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學術理論中涉及了天、天命、天理、心性、身、血氣等概念，這些概念是對朱熹的生命哲學觀一個基本反映，對於提升儒家心性學說的價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學術思想在元、明、清三代，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蘊含在了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中。
而明朝的王守仁，清代的紀昀等均是如此。這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成為學問大的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把儒家的經典著述爛熟於胸，更在於他們能在這一基礎上有所闡發，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流傳於後世。
然而，一個人想要達到“宇宙在手，萬法由心”的境界不是輕易就能實現的，這需要在日積月累的學習和實踐中逐步獲取，需要在與自然和社會的思辨中逐步感悟。
史載王守仁少年時學文習武，十分用功刻苦，而且還十分喜歡下棋，往往因為這個而耽誤功課。他將自己比喻為諸葛亮，想要做出一番大事業。他日後勤奮刻苦，學業大有長進，還精通騎、射、兵法。王守仁在長期的仕途、軍旅生涯中，在經曆了多次苦難的人生體驗後，逐步創立了“知行合一”和“知行並進”說，並形成了陽明學派，對後世起到的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