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話說：“安居樂業”，意思就是說人隻有住得安穩了，才能夠有更多的心思去思考事業。人也隻有先要找到人生的道理，找到安身的目的和道理，然後才會心裏安穩，就如南懷瑾說的那樣，心安必有所立。
人生於世，孤獨一人。想要在世界裏找到屬於自己的事業是很不容易的，在人生的路上遇到困難或挫折也是在所難免的，所以人應該先樹立目標，這樣也就樹立了人生的立腳點。心裏穩當了，也就有了人生的方向。
先安身，後立命
南懷瑾認為人要做一番事業，做一件事情，要進行某種行動，必須先求安身，身安而後動。這句話總結起來就是人要先找到自己的立腳點，然後再提高自己的修養，塑造自己的素質和精神境界。
在《景德傳燈錄》這本書上，曾經記載過一段對話。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雲：“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實際上，在儒家的價值體係中，安身立命是一項重要的思想內容。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們在不斷地對自然、社會以及自身的內在關係進行體察和闡釋的同時，也在苦苦搜尋著自己精神家園的最終歸宿。
東晉的陶淵明少時既有大誌，史載其“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然而，當時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使庶族出身的陶淵明備受輕蔑。在多次的宦海沉浮之中，他看到了世事的汙濁、官場的腐化。於是，不肯因五鬥米而折腰向“鄉裏小兒”的陶淵明最終掛印去職，結束了他長達十多年的仕宦生活。
在那個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的混亂時期，抱有濟世安民之誌的陶淵明最終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他辭去官職，回歸鄉裏，與家人過起了“躬耕自資”的悠閑生活。“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生活雖然有些清苦，但是他那曾經壯懷激烈、憂心忡忡的激烈心情得到了片刻的安息。
陶淵明不用再和黑暗勢力為伍，可以過著讓自己心靈安靜的生活。“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此閑適安逸的生活在他看來才是自己真正的心靈家園。
陶淵明確實是一個隱士，他的詩和他的人生哲學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於儒家的士人一旦難以在政治上、精神上安身時就會想起這位隱逸大宗師，於是群起而效之。
但是陶淵明安身立命的方法畢竟是在社會大環境難以改變之下的無奈之舉，不免給人諸多非議。儒家給人的信條就是要積極仕進，在這方麵晚清重臣曾國藩的安身立命之道更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
曾國藩出生於一個家境寬裕的地主家庭，自幼便勤奮好學，虛心向人請教，20多歲便考取了秀才。此後雖然多次會試不中，但其始終堅守祖輩的教誨，好學上進，從而一步一步踏上了仕途之路。
在官場中，他“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不為當時腐敗的官場所同化。他寬人律己，甚至不畏龍顏之怒而直言上諫。眾所周知，清末官員貪汙成風，武備鬆弛，列強侵略國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麵對當時清朝衰落的趨勢，曾國藩不與時同，始終站在儒家的正統觀念上，力陳時弊，意圖挽救遙遙欲墜的清王朝。當然，他更深諳中國曆史，對升官保官有著深刻的領悟，所以才能升官最快，保官最穩。
在持家教子、處世交友上，曾國藩一直“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故而培養的兒女無紈袴之習，薦舉的同僚、學生多為棟梁之材。
曾國藩嚴格地遵守著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價值觀、道德觀，這些對其日後編練湘軍，“絞殺”太平軍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先自治，後製敵”，“紮硬寨，打死仗”等便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精髓。
曾國藩的為人、為官、交友、治軍，雖有諸多爭議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數十年為官以及戎馬生涯中，自始至終以儒家的思想來嚴格要求自己，從小事做起，謹慎處之，同時又不乏果斷之舉，所以才在文學上、軍事上取得了時人難以比擬的成就，最終成為清朝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成了顯赫一時的封疆大吏。
曾國藩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找準自己的目標，並付諸於實際行動，堅持不懈，然後我們就會離目標越來越近。
而在現代物欲橫流的社會，我們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也在工業化的滾滾浪潮中不斷摸索，不斷定位。有的人心浮氣躁，難以找到自己正確的位置，自己的思想意識也在隨波逐流，終至一無所成。所以南懷瑾說現代人無所安身的道理，是心無所安，也就是無所立。
我們在提高自己的身心修養，提高自己家庭生活的品質，甚至在參與著社會進步的某個環節。也許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命途多舛”，在自身的奮鬥過程中屢屢失利。然而，你要記住：地球不是平的，人生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