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中後期至明末，倭寇瘋狂侵擾中國沿海廣大地區長達三百年之久。這是中國人民永遠無法忘懷的中華民族遭受外來侵略的一段血淚斑斑的沉重曆史。
倭寇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是與武士密不可分的，前期倭寇的主體是日本武士。武士是公元十世紀至十九世紀日本的一個社會階層，多為通曉武藝、以戰鬥為職業的軍人。當時，整個日本社會的統治階級主要由以將軍、大名為代表的高級武士到最低級的足輕(步卒)低級武士組成。在當時實行的兵農分離製度下，武士是完全脫離生產的。不過，武士之間的生活水準是相差極大的。占武士大多數的是中下級小人物即低級武士，他們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錢有勢的藩主大名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窮困中勉強維持。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開革，或在與其他藩主大名的爭鬥中落敗，或是主公的財政困難必須削減人手，這些低級武士們就隻能成為失主失勢失業的浪人，有的便去為黑社會之類的勢力作打手（日本稱之為“用心棒”）。在那個時代，由失主失勢失業武士演變成的浪人，是日本社會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時期（1368-1398年），日本正處於封建割據的南北朝對峙時期（1336-1392年）。在這段時期裏，日本同時出現了南、北兩個天皇，戰爭連年不斷，使得島國日本的經濟陷入“米粟不足以養生靈，鹽鐵不足以濟用度”的困境。在南北戰爭中，許多潰敗的武士失主失勢失業，喪失了原有的地位和優越的生活，特別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朝被北朝所並，混戰中失敗的南朝的許多武士和其所依附的封建主地方割據勢力——守護大名，淪為失主失勢無業浪人，流落海上，活躍於九洲、四國間，盤踞於海島，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其中許多淪為失主失勢無業浪人的武士就與海寇和不法走私奸商相勾結，糾合失業失地流民組成海寇集團，拉幫結夥，一起帶著貪婪的欲望，流竄海外，淪為倭寇，大事走私、掠劫、殺戮，攫取錢財，尋找生存發展空間。而日本當局官方為了避免國內矛盾的激化，也就常常默認或慫恿淪為浪人的武士對外武裝侵略。而淪為浪人的武士，對於對外掠奪戰爭則充滿野心，位於日本列島對麵與日本隔海相望的富庶的中國東南沿海，他們本來就早已垂涎欲滴，覬覦已久，這時便成了他們首選的對外侵擾劫掠之地。於是以侵擾劫掠中國東南沿海為主要目標的倭寇就由此而產生、形成、發展起來，日漸形成氣候，倭患漸趨嚴重。到嘉靖時期，日本進入天下大亂的戰國時代，政局的動亂和社會的變化，使新倭寇大批繁衍孳生。而此時，由於明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更加嚴厲，一些一心追求暴利大發橫財的海商大賈、浙閩大姓豪紳、海盜不法商人，為了牟取暴利，便不顧朝廷的海禁命令，私自與“番舶夷商”相互販賣貨物，乃至不惜鋌而走險，成群結幫分黨合夥，組成海上武裝走私集團，組織武裝船隊進行武裝販運走私。更有些數典忘祖的民族敗類如王直、徐海、毛烈、陳東、葉明（葉麻）等人，為了滿足一己發財致富之私利，甚至亡命日本，與日本各島的倭寇緊密勾結，裏應外合，狼狽為奸，來到中國沿海地區，一邊進行走私貿易，一邊伺機“聯夷肆劫”，大肆搶奪擄掠。而由於嘉靖時期明朝政治腐敗，水陸防衛力量削弱，常常難以阻擋倭寇與海上武裝走私集團相勾結的大規模侵擾劫掠，從而使得倭患愈演愈熾烈。
倭寇從元代中後期產生到明代中期嘉靖年間發展到頂峰，形成“嘉靖大倭寇”，到明代末期最後退出曆史舞台，三百年間，對中國遼東、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的廣大沿海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頻繁侵擾，使中國沿海遭受了空前浩劫。據著名史學家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中“沿海各省之倭禍”的不完全統計，不算元代時所發生的倭患，在明朝自1368年建立至1644年滅亡這曆時277年中，從遼東到廣東的中國沿海地區共先後發生了大大小小倭患倭亂787次（注：根據對沿海省、州、縣地方史誌的查考，有些倭患倭亂在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沿海各省之倭禍”中尚未統計進去，故實際發生的倭患倭亂次數比此更多）。在這三百年中，特別是在“嘉靖大倭寇”時期，倭寇在廣大的中國沿海地區，甚至通過沿海深入內陸數百上千裏，實施了極其凶狠、殘忍、貪婪、野蠻的侵擾、屠殺和掠奪，他們動輒糾集數百、數千甚至上萬人馬，圍攻地方州府，攻占縣城，掃蕩鄉村，大肆燒殺搶掠，焚毀房屋，劫奪財物，擄掠人口，恣意妄為，無惡不作，中國軍民死傷數以百萬計，損失的財物數以億計。如史籍記載，僅嘉靖年間短短數年裏浙東沿海就“數千裏間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士、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倭寇氣焰之囂張，侵擾之頻繁，劫掠之瘋狂，手段之殘忍，危害之慘烈，破壞之嚴重，堪稱空前絕後，給中國沿海地區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使中國沿誨廣大人民群眾蒙受了深重的災難，其滔天罪行罄竹難書，令人發指。無畏的中國人民同心協力、前仆後繼奮起英勇抗擊，經過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長期戰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終於粉碎了倭寇的侵略，平息了倭患，取得了抗倭鬥爭的勝利。勝利來之不易，無疑值得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