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正是清朝風雨飄搖之際，亦是中國危亡加深之時。值此之際，梁啟超的《法政雜誌序》有言：“今日欲求分科雜誌之發達，則最要者莫如政法矣。”因亂局當頭，“朝野達識熱誠之士，日以憲政相呼號”。但憲政必以國民法律觀念與政治能力為根底。“憲政政治，質言之，則法治的政治而已，人民的政治而已。人民非涵養於法律精神者深，則雖有良法，等於僵石。人民非感興於政治趣味者厚，則雖予以參政權，亦棄置不用；即用矣，而終不能淬厲以圖進也”。而中國數千年來，人民桎梏於專製，法律觀念薄弱，政治能力亦低，何以實行立憲政治？故欲行立憲政治，必須養成國民法律精神，發育國民政治能力。此種養成與發育，一方麵在於法政之書的流通，另一方麵則是法政雜誌的勃興。因此，“今法政雜誌社有發刊法政雜誌之舉，吾知其於國民之法律觀念與政治能力，必將大有所造也，乃樂為之序”。梁氏的法政（法政學）濟時救國之心，由此序可鑒。
民國時期的法政雜誌之興，亦常源於時局的困頓與敗落。僅以《法學叢刊》（1930）為例。該刊自語創立於“國難關頭”和“荊天棘地之中”，其發刊詞公告天下：“國難亟、民生蹙、綱紀墜、正義亡。是時也，中華民國律師協會法學叢刊，呱呱一聲，偕憂患以墮此荊天棘地中。起脆立紀，息爭杜亂，滌舊染而啟新規，靖橫流而開盛治，斯哲人誌士、黨國名賢，奔走呼號、孜孜不倦以求之者。茲刊曷敢後人哉。懍茲使命，若涉春冰。披曆蘄向，告我袍澤。”以如此泣淚滴血而又豪邁雄壯的言語來宣告一雜誌的誕生，在中外學術雜誌史上可能亦屬罕見。
三、近代法政雜誌的宏旨：“致用”與“求是”
法政雜誌的起因，實際上決定了它們所追求的宗旨。
梁啟超曾把“宗旨定而高”視為優良報章雜誌的重要標準。他說：“凡行一事，著一書，皆不可無宗旨。惟報亦然，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譎諫而逗之，以一報之力而發明一宗旨，何堅不摧，何艱不成。”
近代的各種法政雜誌，亦各定其宗旨，作為“主腦”或“宗主”。
不同的法政雜誌的宗旨，又各有差異：它們或專注於西書西文西法的譯介，或傾力於中西法律的比較，或用心於中國自身的法律製度與思想的闡發。
注重譯介者，如早期的《譯書彙編》，已見前述。又如《新譯界》，其目的之一，在於通過翻譯世界政法（含政治、經濟、法律三日）書籍以啟蔽通塞，欲“變吾國政法界為極良政法界”。為此，要“揀擇世界最新之學理，以輸人吾國，為吾國所適宜者則取之，否則棄之”。還有《法政介聞》，其簡章稱：“本報專注在歐美各國法政，次第輸人海內，以擴充我國人法政之觀念。”研習法政有年的施愚在《法政介聞序》中開宗明義：“法政介聞，介其所聞於所見之國，以遺吾國人而資其普及者也，以相與商榷推究而求其是焉宜焉者也。”
偏向中西比較者，以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季刊》為例。東吳法學院屬於中國近代比較法學的重鎮，其學術刊物自然要貫注比較研究、介紹中西法律的學術取向。故其雜誌中文部分最注重者有四：①介紹法學上的重要學說；②研究關於法律的具體問題；③將中外同種類的法學問題合並起來作分析比較研究；④擇優翻譯關於法學上的名著。而英文部分的趣旨是：引進國外的法律原理，並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法律和法學成果；推進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較研究；在中國廣泛宣傳和推廣這些法律原理的知識，為中國法律的改革作準備。中文部分重視外國法，英文部分則關注中國法。由此顯見中、英文部分既各異其趣旨，又統貫一神髓。
重在用力於中國自身的法治與法學者，首推《中華法學雜誌》。該雜誌白中華民國法學會接辦後，即以中華民國法學會綱領為其使命和宗旨，但到20世紀40年代末略有增添。中華民國法學會的基本綱領為：“①確認三民主義為法學最高原理，研究吾國固有法係之製度及思想，以建立中國本位新法係；②以民生史觀為中心，研究現行立法之得失及改進方法，求與人民生活及民族文化相適應，並謀其進步；③根據中國社會實際情形，指陳現行司法製度之得失，並研求最有效之改革方案；④吸收現代法學思想，介紹他國法律製度，均以適合現代中國之需要為依歸；⑤闡揚三民主義之立法精神，參證其他學派之優劣，以增進法界人員對於革命意義及責任之認識；⑥普及法律智識，養成國民守法習慣，以轉移社會風氣，樹立法治國家之基礎。”此六大綱領，作為《中華法學雜誌》的宗旨，被簡化為：“本誌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之法學原理，研究我國固有法係之製度與思想，討議現行立法之得失，並介紹各國最新之法律思想及製度。”並聲明，為達其宗旨，其“論說”欄目文章旨在闡明上述綱領所定之思想，並評論各項與法學有關的問題；其“專著”欄目專登法學的係統的研究文字；其“譯述”欄目刊載翻譯各國有價值的法學論文或資料。1938年，《中華法學雜誌》複刊時，居正亦重申此旨：“本刊發行之始，吾人即以培養國人法律觀念、充實法製本身之質體、並作法學之深邃研究，以冀樹立中華民國之新法係，進而謀法治精神之奠定諸點，懸為鵠的。”20世紀40年代末所變更者，在於增加了“在目前並應注意（抗戰）建國期中法治精神之發揚與法治基礎之確立，以及複員後一切法律問答之探討”。不過，此所增添者，實仍蘊涵於前述綱領之中。
歸結而論，近代法政雜誌的宗旨，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求中國法治（現代法政體係）的建設，二是求中國法學（現代法政之學）的盛呂。前者為“致用”，後者為“求是”。“致用”必以“求是”為基石，“求是”又以“致用”為鵠的。下麵分而敘述。
（一）近代法政雜誌之“致用”
中國近代法治的開啟和演進，究屬“自覺建設”還是“自然成長”，在近代法政學人中已見歧論。但他們對於法政雜誌推助法治的意義與意向，卻是眾口一詞地予以肯定和宣揚。倡言“自覺建設”者，往往賦予法政雜誌以“建構法治”的神聖使命。主張“自然成長”者，也認為法政雜誌必須為實現法治而盡職盡責。正如夏勤所言：“據吾人之所信，所謂法治，必須自然而成長，決不能望移植以成就。換言之，必其基礎建築於全國民眾之上，庶幾可以根深蒂固，不畏破壞，曆百年而不弊也。惟是法治思想雖必遍殖於全民，貫輸之責，究須希望於少數。同人不敏，深願分擔重任，追隨於諸先覺之後，此本刊之所以誕生、所以努力者也。”以上兩條道路、兩路人馬及其所寄望於法政雜誌者，綜合觀之，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思想輿論的倡率。近代中國立憲、法治的啟動與進展，無疑是要受定與受製於各種內外的社會政治文化力量。而思想輿論常常被視為一大不可忽視的基本動力與前導。常言道：“言論者，事實之母也。”“理想者，事實之母也。”各法政雜誌闡發理想，變動風氣，形成強大輿論之勢，必可推開立憲與法治的一些阻力，並推動立憲與法治的前行進步。甚至好發空論亦並非完全於事無益無補。觀“30年來動撼社會之力，必推雜誌為最巨。事實難變，而精神易於聳動，此為自然之勢，無可如何。夫徒發空論，誠無益。然使人人之心思，頑固不變，而欲求事實之改變，不可得也。語曰：一紙書賢於十萬師，就卅十年來事觀之，誠哉其然也”。近代一些法政雜誌，紛紛議論立憲、法治的意義，聚語倡言立憲、法治的主張，乃至以立憲、法治為其辦刊的宏大宗旨，即是抱著言論、理想為事實之母的立場，意欲以言論、學理奠立憲與法治之基，開立憲與法治之路。如《大同報》有感於“天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為力”，每一個人均需盡國民的責任，乃以“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開國會以建設責任政府”等主張，號召國民和輿論。《法律評論》的中心目的，在於“為中國百年大計而奮鬥，促成法治之實現也”（夏勤）。《法學叢刊》“誓以江河赴海之精神，開世界法治之新紀”。《法治旬刊》的期望，亦是“我國法治前途日趨光明”。
諸如此類的表白，可以起到振聾發聵、激勵意誌和奮發精神的作用。
第二，推動法律製度的興革與改良。國家法律興廢改進之事，廣雜繁複；況且，近代中國的立法一方麵需要近取本土風俗習慣，另一方麵需要遠借外洋法律製度，故立法機關非網羅天下明情明理明法之博學專才不為功。但此類明情明理明法之士的智識與經驗，畢竟有限、有蔽，仍不足以單獨完成其事。而法政雜誌正可既研討又監督，提供法政學界的意見，促進法律政治的改善。近代法政雜誌所欲“致用”者，重點即在於此。張元濟為《法政雜誌》（上海）所寫的序詞中，稱此種功能為“雜誌之利”。他認為：此“利”主要在能利於法律的良善。其“利”之一，在起草法律者致法律不善之時，“若有學會焉，於法令之已頒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糾正，以雜誌公布之天下，則修訂者可藉為攻錯；執行者可預為補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為正當之訴願。”其“利”之二，在政府或要人意欲違背法理致法律不善之時，“若有學會焉，於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頒行之際，預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謬誤，先為痛論其得失，則政府或有所顧忌，未敢任意雜以私見。即起草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藉以自壯，不敢終於緘默”。1921年7月，主持修訂法律館事務的江庸對複刊的《法學會雜誌》重新規劃，改變過去該雜誌“僅普通之法學雜誌”的定位，“今則於研究法學之中，有專注者一事，即商榷民商法之重要立法問題是也”。江庸指出：中國立國最久、幅員最大，民情風俗因地而殊，民商法立法之難可想而知。若閉門造法，未必合用。故“關於重要之立法問題，正宜集思廣益，征求多數人之意見，以決其從違，庶能成一完好之法典”。修訂法律館可借續辦《法學會雜誌》的機會，利用該雜誌，使館中館外法學者研討切磋，以“收他山攻錯之效用”。江氏特別強調，此旨趣“較前兩次深切而遠大”。《法政學報》亦同樣持此種宗旨，認為：“夫研求學術，宜集眾長；修訂法規，尤資討論。情形洞悉，具政治之萬能；統係厘然，得法理之神髓。至根據學說參考事例，固學者之所有事，亦立法之所必需。”此即該雜誌所裨益於法律者。《法律評論》則一向用心致力於關注司法製度改革。“關於司法製度之興廢改進有所主張者，不問其意見與本社同人合否，一律登載，期得反映各方之見地，以資法界之借鏡參考。”如1925年1-3月各期，刊載了《就改進行司法計劃略陳鄙見》（陳瑾昆）、《改革司法意見書》（賀揚武）、《整頓司法意見書》（羅進修）、《改良司法意見書》（邵修文）、《改良司法意見書》（黃綬）、《改良司法意見書》（沈國楨）、《改良司法意見書》（王樹榮）等。20世紀30年代初，《法律評論》也發表了不少關於司法製度改革的論文、時評。此外，《中華法學雜誌》各專號的刊布，東吳《法學雜誌》“司法製度專號”“檢察製度專號”“勞動法研究專號”的印行，同樣表明這些雜誌之於中國法律改革的良苦用心。
第三，闡釋法律，以利施行。在張元濟看來（見《法學協會雜誌序》），法政雜誌之“利”，除了改良法律之外，就是推闡原理，解釋法律。他說：各國解釋法律的書籍，汗牛充棟，學派頗多，以利官吏執行法律。此類解釋，終歸要符合立法本意，不悖天理人情。“故若有學會雜誌，於已刊行之法令，共為研究，而加以箋注解釋，則非特可祛誤解法令之弊，且可防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結果。”而對於民眾，法律闡釋也必不可少。因法律文字於嚴謹中常含歧義，以普通人的見解觀察，易失其精意。所以，“非有學者，將法律之精意，時時推闡之、演繹之，作為淺說，以指導國民，則雖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而法政雜誌用力於此，對於法律的施行“補助必多”。在近代的法政雜誌，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法政雜誌中，許多雜誌設有“法律解釋”欄目，且熱衷於刊載推原法條、剖析判例的文章，正切合了張元濟的見識。
第四，宣傳法治主義，培養法治國民。中國新式法政製度的創設與法治的養成，必待國民的覺悟和參與。因此，普及法律思想與常識，以養成立憲國、法治國、民主國的國民資格，就成為近現代中國法治必須完成的基礎建設。清末以來，言者道者，均力倡“立憲國民必備法政知識”“法治國民必有法律觀念”“民主國民必具法治精神”。近代法政雜誌，亦汲汲於斯。而其開端，當是清末預備立憲時期。如上海立憲人士的刊物《預備立憲官話報》，“專以開化風俗，改良社會，使人人有預備立憲之資格為宗旨”。它以極其清楚顯明的語言宣告：“我們想要四萬萬同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個個曉得預備立憲，所以這預備立憲官話報才出世了。”
1907年，《法政學交通社雜誌》的發刊詞曰：人民先無法政上的常識，則不知法律為何物，自身與法律的關係為何事，又何以視法律為固軌常規而自覺遵守。所以，法製教育實乃我國法政興革的第一要務：“我國改良法律，雖為至急至要之事，然提倡人民法律思想，尤為急中之急、要中之要。”一年後，著名的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刊發《預備立憲公會報》，亦同樣奉此宗旨：“預備立憲公會報，何為而作也？曰：欲使人民知立憲之所有事，而促其進化之思也。”至民國時期，各種法政雜誌幾乎都懷抱此種理想，力求涵養人民於法律思想與精神之中。《法政學報》認為“法治國之精神”，在於使人民知權利義務之要，以責任為心。但如果“政治常識之不普及，法律思想之未灌輸”，則“法治國之精神”無由生矣。《法政學報》正為此而刊發。山東法治協進會的《法治月刊》之“誌意”，即在於“傳播法治”和“普及守法觀念”。其發刊詞曰：“非人人具備法律智識，不足以收法治之效用。是以文明各國關於法治之印刷品，日新月異，層真，不窮。人民有法律範圍內之自由，官府無舞文弄法之惡念，此傳播法治不宜容緩也。”又曰：“即今之談治體者，亦以養成法治國為第一要圖。而法治國之何由養成？則必守法觀念，普及人心，使人民鹹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懍乎莫敢或犯不可也。”其他法政雜誌，如《中華法學雜誌》、《法學季刊》（河南大學法學院，1929）、《法治周報》（司法行政部法官訓練所，1933）、《法治》（江西法治旬刊社，1946）、《法學月刊》等，亦莫不宣示“普及法律智識、養成法治觀念”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