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法學的興創和成長，是一個透過現代學術體製、教育係統和出版體製而展開的過程。法政雜誌作為其中的重要下具與媒介，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僅如此，立憲、法治的生命大本，常常由法政雜誌來表達、承載與收藏。同樣，中國近現代的法政（立憲與法治）調適和革命，亦與法政雜誌的興衰起伏息息相關。
或者說，法政雜誌的命運，是中國立憲與法治命運的一個縮影。因此，對近百年來的中國法學、法政所展開的曆史研究，必須包含對法政雜誌史的透視與解讀。此種透視與解讀的問題、方法和角度，當然可以也應當是多元的。譬如知識史的視角，社會學的方法，文化的解釋，均可采用；法政學人的類型與法政雜誌的異趣，法政雜誌與社會法政思潮的關係，一本法政雜誌的生命曆程等問題，亦需要專門的探究。
本文主要對近代法政雜誌的興盛予以介述，並重點述說、評論近代法政雜誌的宗旨或精神。前者將使我們知悉近代法政雜誌的規模與生長場景，後者則讓我們直通近代法政雜誌的中樞或大腦。
一、近代法政雜誌的基本生態
根據有關近代中國中文期刊目錄的書籍及一些館藏文獻，中國近代法政或法律雜誌（期刊）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①法律法令類，如《立法專刊》《內政法令月刊》《法令周刊》《法令周報》；②司法實務類，即各級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門發行的法院公報、司法公報、司法彙報、司法月報、司法半月刊、司法旬刊、司法雜誌等；③法政知識（常識）類，如《憲政白話報》（漢口，請願速開國會同誌會，1910）、《法律常識》（沈陽，東北法學研究會，1930）、《民眾法律常識周刊》（上海，中國法律編輯所，1932）、《法律知識》（北京，法律知識社，1947）；④法政學術類。本文關注的僅限於學術類的雜誌，故本文所稱“法政雜誌”，係專指法政領域中的學術雜誌。
粗略統計，從1900-1949年，陸續創辦的法政雜誌有近150種，其中，清末20餘種；民初至1926年30餘種；1927-1949年90餘種。為了概觀近代法政雜誌的基本狀況，我們首先按此三個時間段，來描述近代法政雜誌的基本生態。觀察此不同時間段中法政雜誌的生長態勢，可以發現，近代法政雜誌的興辦，明顯呈現出逐漸增多且日益偏向法律學（“政學”與“法律學”漸趨分離）一域的趨勢。尤其是到了1940年代，新創、複刊和延辦的法政雜誌，已是道異風多，蔚為大觀了。
清末創辦的20餘種法政雜誌是：《譯書彙編》（《法政學報》，1900）、《法政雜誌》（日本東京法政雜誌社，張一鵬，1906）、《預備立憲官話報》（上海預備立憲社，1906）、《憲政雜誌》（上海憲政研究會，1906）、《北洋法政學報》（由《學報》和張一鵬《法政雜誌》合刊而成，1906）、《北洋學報》（天津，北洋官報總局，1906）、《地方白話報》（保定，王法勤，1906）、《新譯界》（日本東京，範熙壬，1906）、《中國新報》（日本東京，楊度，1907）、《法政學交通社雜誌》（孟森、孟昭常、楊蔭杭、秦瑞玢等，1907）、《法政學報》（日本東京法政學報社，沈其呂等，1907）、《牖報》（李慶芳，1907）、《大同報》（恒鈞，1907）、《預備立憲會公報》（上海預備立憲會，孟昭常等，1908）、《學海（甲編）》（北京大學留日學生編譯社，1908）、《法政介聞》（柏林，留德法政學生馬德潤、周澤春，1908）、《廣東地方自治研究錄》（盧乃潼等，1908）、《福建法政雜誌》（福建法政學堂，1908）、《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會雜誌》（日本東京，“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會”，1908）、《憲政新誌》（吳冠英，1909）、《北洋政學旬刊》（由《北洋法政學報》改成，吳興讓等主編，1910）、《法政雜誌》（上海法政雜誌社，陶保霖，1911）、《法學會雜誌》（北京法學會編輯部，1911）、《北京法政學雜誌》（北京潮州會館，1911）、《法政淺說報》（北京，1911）。
民初至1926年，主要的法政雜誌有：《言治》（北洋法政學會，1913）、《憲法新聞》（北京憲法新聞社，李慶芳，1913）、《法政學報》（北京法政同誌研究會，1913）、《憲法公言》（北京，秦廣禮，1916）、《政法學會雜誌》（北京，政法學會，1917）、《法政學報》（月刊，北京法政專門學校，1918）、《社會科學季刊》（北京大學法學院，1922）、《法學季刊》（《法學雜誌》，東吳大學法學院，1922）、《法律評論》（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社，1923）。
在1927-1949年，法政雜誌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生長，其數量約為前26年的兩倍。比較典型者，除第二時期的《法學季刊》（《法學雜誌》）、《法律評論》等續辦之外，主要是：《上海法科大學月刊》（1928）、《中華法學雜誌》（謝冠生，1930；中華民國法學會，1936）、《法政季刊》（上海法政學院，1930）、《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1930）、《法學叢刊》（月刊，中華民國律師協會，1930）、《法學季刊》（南京三五法學社，1930）、《現代法學》（上海現代法學社，郭衛，1931）、《法學專刊》（北平大學法商學院，1933）、《法治旬刊》（南京法治旬刊社，1934）、《震旦法律經濟雜誌》（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1944）、《憲政》（重慶國訊書店，1944）、《新法學》（月刊，上海新法學社，1948）。
以上各個時期的法政雜誌，乃是由各種不同的組織、人員所創辦或主辦。
①各法政專門學校和綜合性大學法學院創辦，如《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季刊》（1923）、《廣東大學法科學院季刊》（1925）、《上海法科大學月刊》、《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法專特刊》（重慶法政專門學校，1930）、《山西大學法學院季刊》（1937）。
②各種法學會組織主辦，如《中華法學雜誌》、《法學月刊》（北京，民國大學法學研究會，1925）、《上海法學院憲法研究會會刊》（1933）、《山東法學季刊》（中華民國法學會山東省分會，1937）、《法學月刊》（中華民國法學會湖北省分會，1947）。
③各種律師協會（公會）主辦，如《法學叢刊》、《法治雜誌》（廣州律師公會，1946）。
④法政科學生創辦，如《譯書彙編》（《法政學報》）、《法政月刊》（上海法政大學學生會，1926）、《法軌》（上海，複旦大學法律係同學會，1933）、《東吳法聲》（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生會，1933）、《法聲半月刊》（廣東法科學院學生自治會，1935）。
各種法政雜誌所刊載和傳達的思想學術內容，亦有不同。此處所謂思想學術內容，乃指思想、知識的綜合與分科性質。因近代法政之義，實際包括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乃至社會學，而非僅限法律學，故其法政雜誌按其學術內容予以劃分，大體上有法政綜合類、法律學類、法政專題類。法政綜合類者，如《法政雜誌》、《政法月刊》（山西省立法學院，1921）、《社會科學季刊》、《政治經濟與法律》（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1931）、《法政季刊》、《震旦法律經濟雜誌》、《法商論壇》（南京法商論壇社，1948）。法律學類者，多數法政雜誌，尤其是中華民國時期的大部分法政雜誌，都屬於此類。法政專題類者，有《憲法新聞》、《憲法公言》、《公民雜誌》（上海，公民雜誌社，1916）、《四川籌備省憲周刊》（四川省憲法會議籌備處，1923）、《民權》（廣州民權社，1923）、《人權》（月刊，北京人權雜誌社，1925）、《法醫月刊》（上海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1934）、《民憲半月刊》（重慶民憲半月刊社，1944）、《憲政》、《民權月刊》（成都民權月刊社，1948）等。
這裏，再選取《譯書彙編》（《政法學報》）、《法政雜誌》、《法學會雜誌》、《法學季刊》（《法學雜誌》）和《中華法學雜誌》5種，略作介述。
《譯書彙編》（《政法學報》），是中國近代法政雜誌的開山者，由留學日本法政等科的戢翼翠、雷奮、楊蔭杭、楊廷棟、金邦屏、章宗祥、曹汝霖、錢承誌、吳振麟等，共襄其事，於1900年12月6日在日本東京真，版發行。該雜誌意之所在，以譯輯歐美日本的政治法律為主，包括外交、財政、教育、警察等方麵。從各期實際內容來看，其所輯刊者，大多是歐美日本法政經典、名著或專論，主要有美國伯蓋司的《政治學》、德國伯倫知理的《國法泛論》、耶林的《權利競爭論》（今名《為權利而鬥爭》）、海留司烈的《社會行政法論》、法國孟德斯鴆的《萬法精理》（今名《論法的精神》）、盧梭的《民約論》（今名《社會契約論》）、英國斯賓塞的《政法哲學》（又名《政治哲學》）、日本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樞山廣業的《現行法製大意》、井上毅的《各國國民公私法考》、戶水寬人的《法律學綱要》、宮國忠吉的《警察學》等。其中，有一些是西方思想、法學名著名篇（如《萬法精理》《民約論》）最早的中譯文本。
1903年4月，《譯書彙編》更名為《政法學報》，以刊載中國學者的法政文論為主（此舉實際上開始於1902年第9期），如耐軒的《立憲論》和《論法學學派之源流》、法攻子的《世界五大法係比較論》、亞粹的《論法治國》、偉璠的《行政法概論》、研究政法生的《立憲政治主義之由來》等。停刊時間未詳。以上所列，顯示出作為中國近代首份法政雜誌的《譯書彙編》（《法政學報》），最早集中譯介歐美日本的政治法律思想，使中國人知曉西人強國之文化、思想本原，且正式揭開中國學者了解、研究現代法學的序幕。馮自由曾評論說：“對《譯書彙編》，時人鹹推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自後各省學生次第倡辦月刊，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謂《譯書彙編》實為之倡也。”因此，它對於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更興、法政改革（革命）和法學成長，以及法政雜誌的興隆，實有創辟開基之功。
《法政雜誌》，創刊於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其發起人都是當時名重法政部分名為TheChinaLawRe-View，以符合比較中西法律、法學的蘊涵。時任廣州軍政府大理院院長的徐謙書寫刊名，並致發刊詞雲：“中國南部之講比較法學者，當於東吳法科大學首屈一指。”
亦相信《法學季刊》“必能有所裨益於法學”。1931年10月，《法學季刊》改為《法學雜誌》，為雙月刊；英文部分仍為季刊。丘漢平、孫曉樓先後擔任主編，吳經熊、盛振為、董康等人參與其事。該雜誌可能是近代唯一以中英文同時印刷的法學雜誌，其形式和學術水準，贏得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讚譽。吳經熊曾指出：“此刊逐漸地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美國的羅賓吉大法官也說：“TheChinaLawReview掀開了中國法律文獻的新篇章，它反映了20世紀初3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法律的變化情況。它還刊登著對法律頗有見地的評論、關於法律問題的討論以及有關法律史與哲學方麵的論文……它是唯一的一份以一種以上語言發行的致力於比較法學的定期刊物。”
《中華法學雜誌》，1930年在南京創刊，由南京世界學院中華法學雜誌社編，謝冠生曾任主編。1936年起成為中華民國法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由中華民國法學會編委會編輯。1937年停刊。一年後，又複刊於重慶。1946-1948年轉遷上海，由大東書局真，版。中華民國法學會編委會，在不同階段均由法政各學科的著名專家組成：夏勤（訴訟法學，曾任主任委員）、盛振為（民法學與證據法學，曾任副主任委員）、吳祥麟（即吳紱征，憲法學，曾任主任委員）、江一平（憲法學）、王齡希、燕樹堂（法學理論）、盧峻（國際私法）、樓桐孫（法學理論與民法學）、管歐（行政法學）、費青（法學理論與羅馬法）、何襄明（法學教授）、陳丕士、陳霆銳（英美法與商法等）、吳經熊（法哲學）、吳學義（訴訟法學）、吳傳頤、李浩培（國際法）、史尚寬（民法學）、林紀東（憲法學）、芮沐（民法學）、洪蘭友、洪文1闌（民事訴訟法學）、張企泰（民法學）、張誌讓（法學理論與憲法學）、張慶楨（法製史與刑法學）、孫曉樓（法學教育與勞動法）、查良鑒（國際私法）、梅仲協（法學理論與民法學）、楊兆龍（法學理論）、楊幼炯（政治學與憲法學，曾任副主任委員）、戴修瓚（民法學）等。由此不難看出，該編委會聚集了當時法政學的名流俊傑。雜誌各期所發表的文論，亦主要出自知名法學者（法學家）包括上述編委會成員的手筆。其間曾編發“歐戰後新興與共和國憲法專號”“憲法專號”“中國司法製度專號”“中國法治問題專號”等。從編委會成員和大部分作者的學術造詣與地位，可以認為，該刊的確代表了近代法政雜誌的最高學術水準，屬於近代法政雜誌的中堅。
二、近代法政雜誌的起因
近代法政雜誌為何紛紛問世以致大觀之局？對此，人們當然可以用“應運而生”四個字來揭曉與交代。但這些法政雜誌應何“運”（指時機）而生？為何此“運”來臨而法政雜誌必生？何“運”生何種法政雜誌？諸如此類，仍是需要透析和解釋的問題。
從表麵上看，此所謂“運”，是近代各時期的重大法政運動或事件。這些運動或事件，是法政雜誌紛至遝來的直接誘因。例如清末有預備立憲之舉，遂有清末各法政雜誌的興辦，如上海學者組織有憲政研究會，“及立憲詔下，於是複刊憲政雜誌，以餉天下，將以磨上牖民，使愚者自明，柔者自強，可謂當務而知所急者也”。
20世紀20年代的《法律評論》的創設，要因乃領事裁判權問題：“本刊誕生於民國12年，彼時正去華盛頓會議不久，法權調查團，方將來華，70年來中國所受領事裁判權之苦痛，一時有昭蘇之望；顧所謂廢除，所謂調查，均須以實際上中國之司法情形為依據，欲滿足吾人之要求，必須作最大之努力，本刊問世之動因，要在於此。”
1934年由南京“中國法治勵行社”主辦的《法治旬刊》，亦隨30年代的訓政與法治運動而興。其發刊詞曰：“本社諸同誌盱?時局，審察社會，鑒諸環境，揆度需要，始有本刊之發行。然則今日之中國，極為需要者何耶？際茲內憂外患紛起迭乘之時，需要之重且大者莫過法治。”相比於教育、經濟、農產，法治是綱領和國家圖治之本。這即是說，中國需要法治，所以需要《法治旬刊》。
但是，歸根究底，所謂“運”者，乃是“國運”“時運”。自清末以降，中國的急務，莫過於在危局中求自保、自存、自強。在此萎敗將亡的時代，法政雜誌亦不能不承擔救時救國和匡扶天下的重任。這乃是近代法政雜誌頻頻問世的根本動因。1907年，湖南留日法政科者徐公勉，在為《法政學交通社雜誌》所寫的發刊詞中，稱“法政之學”為“救國之學”，他寫道：“問今日有何種學科，可救我國之危亡，曰：法政也。”“救中國今日之危亡者，法政學科也。”那麼，“法政何以能救我國之危亡”？徐氏認為，就學理而論，法政乃一國立國和長治久安的根本。因“有法政以為國家根本上之規定，範主治者、被治者、甲民族、乙民族於共同秩序中，君權民權於以調和，公權私權於以確定，滌除君主專製貴族專製之陋，人人從事於自由競爭，”再從我國情勢與法政的關係看，思想學術界和朝野之士，多以為第一要務，或整頓軍事，或整頓財務，或整頓教育，而法政一途“皆視為第二義以下之事”。而徐氏則詰問道：“豈知脫離法政範圍，毫無軍事、財務、教育之可整頓耶？”他說：“蓋法政者，為維持秩序之學，為萬法彙總之學。無論何事，若非恃一定之法製以為保障，則無固定力、無繼續性。觀今世文明各國，軍事、財務、教育之行政者，莫不在行政學範圍中，以研究行政法規之適用；而行政法規之製定，又莫不在行政法學範圍中，以研究行政上立法之原理。”此徐氏所以稱“法政之學”為“救國之學”，亦所以欣喜於《法政學交通社雜誌》之設，更所以寄語於《法政學交通社雜誌》能夠“遐思偉抱”，以法政之學救國家的萎敗危亡。同年，另一份法政雜誌《大同報》闡明其創辦之因：“中國果無救亡之術乎？曰：立憲而已。中國若其不亡，則亦必改專製而成立憲，故曰：立憲乃所以救中國也。”兩年後，《憲政新誌》也說：“比年以來，中國先識之士，知專製政體不足以競存於今之世，乃揭櫫立憲主義，相與號諱於天下。”所以，《憲政新誌》亦崛起而加入“揭櫫立憲主義”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