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這些年來的部分文稿，不過，它並非是這部分文稿的簡單結集，而幾乎是重新的編定。
一方麵，這些文稿雖然成文的時間與契機不一，看似關聯不大，但實際上卻無意間呈現出一個相對明晰、集中的主題，即中國的法治問題尤其是中國的“法治政體”問題。這個主題的聚焦，顯然不是來自於某項事先設想的研究計劃，而是問題意識及其核心概念逐漸清晰的結果。概略而言，近些年對中國古代“法治”思想及其近現代“突破”的探討，讓我一步一步逼近“法治政體”這個關鍵概念，並嚐試著在理論上對其進行分析和論證。而本書的幾篇主要文稿，正是著眼於從傳統觀念到現代思想的這一巨大變遷過程，討論中國法治思想的曆史演變（包括“突破”）以及“法治政體”構造的相關問題，並對“法治政體”概念進行簡要闡釋。當然，對中國“法治政體”問題的研究，在這些文稿中並沒有充分展開，故本書名之曰“初探”，也算名副其實。
另一方麵，這些文稿（除“代序”外）雖然曾在《法學研究》《政法論壇》《法商研究》和《現代法學》等雜誌上發表過全文或其中的部分，但在收入本書時，對文字作了訂正，補充了一些資料，又盡量統一注釋，並增補了一些新的內容。其中，《中國法治思想的“突破”》一文的核心觀點，在重慶大學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作過學術報告，後發表於《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此次按原稿作了增補。
《中國“法治政體”的始創——對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論剖析與省思》一文，專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作，篇幅較長，比《法學研究》（2011年第5期）刊載的論文增加了約一倍文字。而《清末的“法治”話語》一文（原載於《中西法律傳統》第2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盡管主要是所見資料的鋪陳，但因與本書主題相關，尤其可與第二、四篇相印證，所以敝帚自珍，也予以收錄。
在編定本書的過程中，每每想起去年暑假期間在歐陸撰述《中國“法治政體”的始創》一文的種種令人難忘的場景。其時，我作為父親攜妻在荷蘭烏特列支大學參加吾家丫丫程夢婧的碩士畢業典禮，並順道遊曆歐陸諸國。但在6月30日出國之時，對9月前必須交稿的《始創》一文僅僅作了資料上的準備，正式文稿則一字不成。所以，文稿隻能在遊曆途中完成。於是，穿越歐陸大地的火車，就成了我和丫丫討論問題、商定句語的場所。丫丫所學的專業是國際人權法，對《始創》一文的主題，自然能夠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對於話語與表述方式的選擇，她也常常因英文習慣而獨持己見。每當發現了文稿中的表達錯誤或用詞不當，所提建議為我所認同或采納，丫、廠總是充滿了成就感，其得意而又有點頑皮的低笑，至今猶在耳際。
丫丫的從旁參議，也讓我的寫作過程變得興趣盎然。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曆，故略記於此。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本書部分文稿成文、修改的過程中，各雜誌的編輯，特別是當時主編《中西法律傳統》的範忠信兄、《法學研究》的謝海定、《政法論壇》的孫國棟、《法商研究》的屈永華，對拙稿用力糾謬，精心繕正。博士後何永紅和博士生曹笑輝、朱俊、張喻忻、黃英、王輝多次參與討論，不論是他/她們貢獻的重要見解，還是他/她們提真，的質疑與商榷，以及在他/她們之間發生的激烈爭論，都讓我如獲至寶，並因此而獲益良多。此次訂正、增補，何、朱、張、黃諸生又對文稿細心進行校對，這不僅減輕了我的校改負擔，也減少了書中可能出現的錯誤。
在此，一並對他們深表謝忱。當然對書中的不當或失誤，理應由我承擔責任。
程燎原
重慶大學法學院
201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