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糖果之旅
其實吃糖這件事是很晚普及的。許光頭記得看台灣美食家焦桐的書中說到過，在製糖工業出現之前，糖是一種很奢侈的食物，隻有貴族才吃得起。而他更把吃糖稱為人類飲食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今天的人，多麼有福氣！
還是讓我們回到《甜美台北》的故事。在台北大安區，有一家名叫“Papabubble”的糖果店，老板是一對姊妹花Ann和Christine。兩人像是“嫁”給了糖果，鍾情於糖果製作，店裏出售的糖果全都是她們親手製作的。有次為了研發一種新的糖果，姐妹倆失敗了四次，用掉60公斤糖漿。如果你接觸過糖漿，就知道那是怎樣一種工作，又重，黏性又大，攪動起來簡直比拉磨還要吃力。這樣的事情，偶爾做一次兩次是有趣，但天天做便等同苦力。黎雅思說：“看見兩個嬌滴滴的女孩子，製糖時額角鼻尖滲出微微汗珠，臉上神色嚴肅專注，和客人分享製成品時，卻像換了個人似的，一臉滿足喜樂。”糖果帶給人的，不僅是單純的快樂。
糖果能給人帶來快樂，這是許多科學研究公認的效果，因為糖果能刺激身體分泌讓人快樂的物質。所以平時忙碌得像頭牛的都市人，糖果對我們來說再適合不過。如果你光顧的又是台北武昌街的“果風小鋪”，那就更有趣了。這家店，沒有相當幽默感的人恐怕接受不了。裏麵出售的糖果，可以用“古靈精怪”形容：包裝成衛生巾的棉花糖、包裝成安全套的巧克力……總之你剛剛進入，一定會滿臉嬌羞。但你若望而卻步，店方必會笑你。糖果能使人快樂的基礎是你本身是個快樂的人。就好像如果要催眠你，首先是你要信任催眠師一樣的道理。所以，當有人問黎雅思如果把“果風小鋪”分店開到香港如何時，她說：“即使可以把人家的整套營運模式依樣搬過來，但那股最重要的快樂精神可以秉承嗎？”許光頭覺得以香港人的保守程度，恐怕還真是不見得能夠接受。
當然，台北的糖果之旅不僅是消費和娛樂，也可以滿足喜歡踏著曆史腳印的朋友們。忠孝東路上有間叫“手信坊”的糖果店，隸屬於有90年曆史的品牌“三叔公”，很有故事。1922年，“三叔公”的創始人陳良滾創立糖果公司，因為他在家中排名第三，別人都尊敬地叫他“三叔公”，所以公司也用了這個名字。在日據時代，陳良滾隻能靠沿街叫賣餅、粿、麻糬為生。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陳良滾被發送到南洋充軍，於是就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戰後，陳良滾靠製作麻糬的獨門絕技在大馬東山再起。陳良滾的第三代孫決定回到台灣延續祖業，開創了“手信坊”品牌店。為了讓品牌更有競爭力，“手信坊”現在的老板陳世洋先生專門跑到日本拜師，花了好幾年時間，終於感動名師，學回一身技藝，革新糖果製作。現在，“手信坊”的麻糬甚至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迎賓時的送禮首選。當初創業的陳良滾先生，恐怕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吧。
台灣之美，就在那些老樣子
台北是個太有曆史的地方，很大原因是因為它的發展沒有那麼迅速，很多房子來不及拆，還留在原地。《甜美台北》中說：“台灣人很注重寶島曆史。曾被日本占領了半個世紀，他們學會了對每一門專業的專注與耐心。”大理街上至今還保留著台北糖廠的倉庫。當年日本人把全台采集來的糖存在這裏，然後再運回他們的國家。這是一段屈辱的曆史記憶，但既然發生過，誰又能否認呢？所以，即便台北糖廠附近的用地早已成了居民區，但住在周邊的台北人還是對這個倉庫十分有感情。有些學校的老師甚至會帶小朋友來觀光，說說台灣曆史。小朋友一邊吃糖果，一邊認識口中的糖果得來不易，它記載了台灣人的共同記憶。我想，一個真正尊重曆史的地方，是應該教給孩子曆史的甜美，而非仇恨。
曆史的甜美不是流於口頭。台北的“糖果老街”迪化街，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文化保育運動。政府為了發展商業，希望拆除迪化街的老建築。民間遂發起“我愛迪化街”運動抗爭，要保護上百幢老房子。前年我去台北的時候，台灣作家舒國治在一個雨夜專程帶我去迪化街參觀。舒國治在前麵走，我跟著，他一邊走一邊跟我介紹，說這間老字號有多少年，那間老字號又是哪位名人題字的。如果沒有當年的保育運動，城市拆了建，建了拆，記憶都沒有了。台灣的故事，就是這樣保存在這些老房子、老城區裏。很多人結婚的時候，都會來迪化街購買喜糖。想想看，如果你的爺爺奶奶是在迪化街買的喜糖，爸爸媽媽也是在迪化街買的喜糖，你結婚的時候還是在迪化街買的喜糖，這種親子關係，味覺上的傳承，難道是用錢能換來的嗎？而這也就是大家說了很多年的四個字：城市記憶。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不過是躺在你的舌尖味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