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繆爾森———經濟學通才
保羅·安·薩繆爾森１９１５年出生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１９３５年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在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１９４０～１９４７年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全部領域，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全部領域，但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
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地適合他，仿佛是曆代經商先祖的基因，使他找到了命定的歸宿。
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出生的薩繆爾森認為他的生命是從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日開始的，因為那天他進入了芝加哥大學。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的穀底，經濟學家生逢其時，這給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天才經濟學家無限的發展空間。
薩繆爾森是個幸運兒，他自幼聰穎，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似乎天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績是Ａ。他在大學階段獲得大學部社會科學獎章，另外，在畢業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新設的一個試驗性經濟學獎學金計劃裏，他成為首位得主，這使得他能從容地在哈佛就讀。
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他在哈佛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以後陸續獲得３０餘所大學的法學、理學、文學及經濟學博士學位，精力旺盛的他在很多領域都留下了求索的痕跡。
不僅如此，他還得到了很多大師的指點。在芝加哥，他受業於奈特、威納、舒茲、西蒙斯、道格拉斯、內夫與明茲等大師，到哈佛後更是得到了熊彼特、裏昂惕夫、威爾遜、哈伯勒、錢伯霖與漢森等的教導。他在那裏邁開了步伐，發表論文的速度極快。薩繆爾森將這些成就歸功於幸運之神的眷顧，聲稱自己一輩子都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
事實上，正如他的朋友說的那樣：“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傳聞屬實，你連半夜做夢時也經常不忘工作呢！”
他所著作與教授的科目涵蓋了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占性競爭、教條曆史與區位經濟學等諸多領域，可謂一位少有的通才。
應該說，薩繆爾森對世界的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僅僅從他的《經濟學》一書就可以窺見一斑。
蓋伯瑞斯曾預言，新生代的經濟學將來自《經濟學》一書，結果真的應驗了。這本教科書在耶魯遭到巴克利抨擊為詆毀上帝與人，結果反而為它營造了全新的聲勢，世界各地的銷售量也直線上升。
薩繆爾森曾懇切地對他的這本教材作了一番評述：“撰寫教科書是項困難的工作，但報酬十分可觀———我指的不單是金錢的報酬。與整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心靈接觸，是學者一生難逢的際遇。把我們經濟學者所知的經濟學化為文字，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我但願能與讀者分享這份興奮之情。”
在他看來，學者是為自尊———也就是學者們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不僅僅是為了報酬，更重要的在於探索經濟現象背後的奧秘，這和他嚴謹的態度是緊密相關的。
１９４５年二戰剛剛結束，對於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分歧，史利特以及一些凱恩斯學派與非凱恩斯學派的學者都看到了經濟複蘇的前景，而部分經濟學者則預測會出現大量失業的情形，薩繆爾森雖然沒有參與這份錯得離譜的官方報告，但是他在預測上同樣犯了嚴重低估的錯誤。
薩繆爾森把這件事看做自己最嚴重的錯誤，並深深自責，正是這種嚴謹治學的態度使得薩繆爾森不斷認識體會到殘酷的事實和超越的快感，不斷體味科學尚未完成的任務。“是的，生命中能帶來純粹樂趣的事少之又少，這件事倒真是如此。”這就是薩繆爾森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對他的意義。
勃蘭特———震撼世界的一跪
維利·勃蘭特出生在德國北部的海港城市呂貝克。原名赫伯特·恩斯特·卡爾·弗拉姆，為了免遭逮捕改名維利·勃蘭特，開始了長達１２年的流亡生活。１９５７年恢複德國國籍後被選為西柏林市市長，被稱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市長”。１９６９年大選後登上總理寶座，極大地改善了西德和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他作為“和平使者”，足跡遍及歐、美、亞、非等地。
了解德國那段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勃蘭特改善了西德的生存環境。
在當時，東西方對峙，德國被一分為二，受控於西方的聯邦德國與以蘇聯為依靠的民主德國之間的矛盾也一觸即發，尤其是在柏林危機之後，兩德關係異常緊張。
柏林牆，將東西德徹底分開。
這時候應該怎麼辦？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勃蘭特上任後的第二年，他親赴莫斯科進行訪問，同蘇聯簽訂了《莫斯科條約》，從而推動了德蘇關係的發展。
同年１２月，他又與波蘭簽署了《華沙條約》，正式承認奧得－尼斯河為其東部的邊界，宣布雙方“對誰都沒有領土要求，今後也不會提出領土要求”。
與此同時，在勃蘭特的力促下，美、蘇、英、法四國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四國柏林協定》，進而確認了柏林的地位。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兩德經過艱難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關係的基本條約》，從而使兩國關係解凍。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勃蘭特訪問捷克，在布拉格簽署了《德捷關係正常化條約》。
勃蘭特這種高瞻遠矚的外交手段使他在曆史上留下了應有的位置。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用兩句話概括了勃蘭特一生的傑出業績：外交上，在聯邦德國推行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長達２０年之後，他奉行了與蘇聯、東歐國家緩和的東方政策，使德國外交政策更趨完善；內政上，他使社會民主思想在冷落１００餘年之後，成為法治國家的主導思想，並使社會民主黨再次上台執政。
作為西德的第四任總理，勃蘭特最讓人們記憶深刻的是他在紀念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紀念碑前的一跪。甚至許多人說，他這一跪為他贏得了第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大雪過後東歐異常寒冷。
剛剛對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後，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他向紀念碑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並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
勃蘭特１９７３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采訪時說道：“我明確區分罪過和責任。我問心無愧，而且我認為把納粹的罪過歸咎於我國人民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過隻能由希特勒等發動二戰的戰犯去承擔。
盡管我很早就離開了德國（二戰期間勃蘭特流亡國外，從事反法西斯鬥爭），但對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義，我也感到有連帶責任。出任德國總理後，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的社會責任。那天早晨醒來時，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隻限於給紀念碑獻一個花圈。我本能地預感到將有意外的事情發生，盡管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獻完花圈後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這就是下意識吧。”
勃蘭特在波蘭猶太紀念碑前下跪謝罪，被譽為“歐洲約１０００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１９７１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勃蘭特為１９７１年度風雲人物。同年１０月，挪威議會諾貝爾獎委員會一致同意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做出的努力。
１９７４年５月，勃蘭特因紀堯姆間諜案引咎辭職。但他很快就從紀堯姆案件中擺脫出來，以更加充沛的活力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足跡遍布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西方報刊評論家稱他為“和平使者”。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８日，勃蘭特在波恩附近的家中溘然長逝。
安南———行走鋼絲的“世界總統”
科菲·安南是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出生在加納庫馬西市，曾就讀於庫馬西理工大學，１９６１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麥卡萊斯特學院完成經濟學本科課程。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在日內瓦國際高級研究學院攻讀經濟學研究生課程。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他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研究員，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他於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就任聯合國秘書長，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９日連任，任期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安南生在非洲部落酋長之家，卻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卻很少提到自己是加納人，而以一個非洲人來稱呼自己；他被人稱為“世界總統”，卻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權力，沒有任何領土歸他管轄，沒有任何軍隊供他調遣；作為聯合國秘書長，他有太多的麻煩和困擾，但他始終保持樂觀，熟悉他的人常戲稱他為“世俗教皇”。
第一位秘書長賴伊曾這樣說，聯合國秘書長是“地球上最沒法幹的差事”；第二位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體會是秘書長的任務是“在人類社會的刀刃上工作”；第三位秘書長吳丹說“秘書長的活動總是對一些國家顯得太多，對另一些國家似乎太少，他必須在相互衝突的國家政策的叢林中擠出一條路前進”。可見聯合國秘書長確實不是個好幹的差事。
在安南的推動下，聯合國大會不懈努力，爭取在它的權力範圍內解決機構改革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包括安理會的規模和組成，聯合國組織的資金來源，以及如何進一步協調聯合國係統中的各專門機構。
在人員管理方麵，安南重組並優化了聯合國５萬名工作人員和聯合國在世界範圍內的３０個代表處。在財政管理方麵，安南提出了預算零增長，並在敦促成員國繳納會費上花費了大量心血。他一直在不厭其煩地與美國政府談判，催促他們繳納拖欠的多達２０億美元的會費。
將聯合國從一個陳舊臃腫的組織轉變為一個精幹高效的機構充分考驗著安南的政治智慧和管理能力。而這位改革家做到了，用安南自己的話說，“今天的聯合國在基礎層麵上已經是一個全新的機構”。
１９８１年，娜內調往駐日內瓦的聯合國高級難民署法律辦事處工作，兩年後，她被舉薦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並結識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科菲·安南。
剛開始的時候，娜內和安南沒有很多的交往。娜內真正被安南吸引緣於—件小事。有一天晚上，娜內陪同安南外出辦事。他們倆正沿著紐約市的羅斯福島大街行走時，安南看見電話亭裏有個人影弓著背，垂著頭，全身都在抖動，似乎在哭泣。安南急忙走過去關切地詢問那個人遇到了什麼困難。當得知他的父親病了沒錢去醫院看病後，安南慷慨解囊。娜內被安南的善良深深打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