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從人均GDP幾百美元到三千多美元的高速增長階段，產生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以曆史的眼光看，是一種必然的付出。在發展中國家這一付出最為慘重，30多年前創造“拉美奇跡”的高增長階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於我國，有人說我國近30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犧牲資源和環境取得的，這種說法存在較大的片麵性。我國近30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製度變遷，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所說的“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製度因素”。同樣，對於輕工重點行業出現快速增長的原因以及問題——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問題，其原因也主要是製度因素。
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從1978—1997年，鄉鎮企業的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迅速上升到27%，在我國工業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達到1/3。這就是製度變遷對鄉鎮企業的高速增長起了主要推動作用，但基本上屬於增長理論所說的“短期效應”。這一時期鄉鎮企業的高增長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資源和環境上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除製度因素外，輕工業資源浪費與環境汙染的其他重要原因有：我國輕工產業的結構和布局不合理，集中度低；企業缺失環境治理和清潔生產的概念，缺乏整體經濟核算的思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裝備水平落後，沒有防治環境汙染的有效措施；政府監管部門環境評估缺乏深入的調研和科學的指導，各種環保標準和法規沒有完全遵循科學發展觀來製定、實施；各級政府在經濟增長的誘因下，環保工作的監管不得力、措施不落實，存在偷、漏排現象；政府在環保科研經費的投入嚴重不足，許多清潔生產技術得不到完善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