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把這些用於幫助無家可歸者進行住房建設的話，這筆錢可以為200多萬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所。
馬雷說：“他所在的洛杉磯這個街區在‘對無家可歸者最無情的10條街’中排名第一。
2006年，在這一密集地區居住了1345名無家可歸者，而一年之後便減到了875人。
我的上司聽到這則消息的時候高興地說，我們對地方社會治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於我們投入了適當的預算經費而保護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因此也受到他們的感謝。”
“那麼你個人是怎麼看這個事情的呢？”
“老實說，我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他們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墮落到社會底層，我們卻用手槍和警棍把他們從公共場所驅趕出去。這樣的工作我總覺得不大舒服。”
佛羅裏達州議會通過了一項“賑濟禁止令”，規定在公園內超過25人以上聚集飲食將被視為違法。
在慈善精神植根很深的美國社會，教會和非營利組織對無家可歸者積極開展了一係列的支援活動，使得大量的無家可歸者免於餓死。
也有的教會和非營利組織在遭到警察的驅趕之後仍然繼續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賑濟。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到，在很多街上，賑濟食物的數量在明顯減少。
2007年，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和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這一法律也獲得了通過。
在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警察化裝成觀光遊客，陸陸續續將討錢的無家可歸者逮捕。
擁有15%的高失業率，並且位列“對無家可歸者最無情的10條街”之一的密歇根州的卡拉馬斯，政府提出了將無家可歸者從公共景區中清除的目標。所有在公園裏過夜的無家可歸者都會被登記信息，以後他們將不能租借到房子。
對此，被登記的無家可歸者和市民活動家們針對市政府的行為數次提起訴訟。但是在2008年9月這些訴訟全部敗訴，無家可歸者和市民活動家都被送進了監獄（WorldSocialistOrganizationReport,August,2009）。
2007年，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獵人角地區的電腦技師切克?尼維爾被公司解雇了，本就糟糕的境況加上房價的下跌，使他變成了無家可歸者中的一員。
“成為無家可歸者之後，世界全都變了，生活發生了180°的大轉彎。你問我變成什麼了？我變的什麼都不是了（Nobody）。
在那之前我每天去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工作，一發工資就趕緊拿著領到薪水去支付住房貸款等費用。閑暇的時候還會與朋友們一起去不遠的湖邊去釣魚，我一直過著這樣平靜的生活。沒想到變成無家可歸者之後，原來還很客氣的警察卻突然變得非常冷酷。”
“你都遇到過什麼樣遭遇呢？”
“首先，不管你去哪裏，都被要求出示身份證。稍微在公園的長凳上坐了一會兒，或是在甜麵圈店前站了一會兒，在馬路上和警察眼神相對等等，這樣的小事件都會被要求出示身份證。這樣下來，一天要出示身份證和接受質問達20次之多。我真是很鬱悶啊，我的自尊心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本來什麼壞事都沒做，卻還要忍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
“出示身份證之後，他們對你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呢？”
“還是一樣的，他們的臉色一點兒也沒變。對他們來說，寫有我的姓名和各種信息的身份證沒有任何意義。要知道，在這之前我可是一個認真向國家和州繳納稅款的納稅人。成為無家可歸者之後，在這些人眼中，我似乎已經變成對社會毫無價值的人了。”
為了躲避警察的巡邏，切克不得不從一個不顯眼地方轉移到另一個不顯眼的地方，在這段過程中間居然沒有一個人會跟他說話。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這種淒涼。無家可歸者完全成了風景的一部分，與街燈和垃圾堆並無兩樣。於是我突然想起以前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將無家可歸者趕出街頭的事情。
那個時候，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是剛強派的我深深相信，朱利安尼市長為了維持治安而提倡的零容忍運動（ZeroToleranceAct）非常了不起。”
所謂的“零容忍運動”，是受環境犯罪學的“破窗理論”的啟發而製定出來的。這個理論認為，對輕度罪犯進行徹底整治可以抑製包括凶殺罪在內的所有犯罪的。1994年就任紐約市長的魯道夫?朱利安尼引入了這一法律作為治安政策。
這一法案具體的政策內容包括擴大對警察的預算分配，將警官人數增加至5000人，強化街頭的巡邏。對在超市偷東西和在牆壁上塗鴉，非法停車，未成年人吸煙，違反交通規則等違法行為進一步強化管理，加強刑罰，並且取締妓院，甚至將無家可歸者全部趕出街頭。
結果，紐約市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得以恢複。因此，朱利安尼的這項政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但是，實際上，紐約市的犯罪率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經降低了一半。也就是說，零容忍運動實施之前，紐約的犯罪行為就已經在開始減少了。
《監獄中的貧困》（PrisonsofPoverty）一書的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比較社會學的盧瓦克?J?D?巴坎教授指出，他對零容忍運動可以減少犯罪理論的可信度表示懷疑。
巴坎認為，零容忍運動是一項通過嚴厲刑罰將那些處於不利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人們送進監獄的法律。
“那個時候，朱利安尼市長表示，無家可歸者是紐約當地社區的恥辱。”
我這麼一說，切克點了點頭。
“是的，說實話，以前我的想法也和他一樣。我的姐姐也住在紐約，所以街頭的治安使我有些擔心。
但是，現在看來，那個政策的真正的目標卻是那些低收入的勞動者。
那時候，為了對低收入階層市民的所有輕度違法行為進行製裁，紐約市警察局采用了龐大的電腦係統，開始統一管理他們的個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