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問題在這裏，如果連克洛雷、阿爾、達奇這樣的歹徒都不認為自己有錯，不為自己的行為自責，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強求普通人為自己的行為自責懺悔？
漢斯·希爾，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說過：“我們都害怕被指責，這已經是被相當多的證據明確證明了的。”
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B.F.史金勒通過其所做過的大量的動物實驗也證明了這個問題：獎賞那些做了正確動作的動物，會增加動物的學習速度，也會延長其持久度；相反，當那些做了錯誤動作的動物被懲罰之後，它們的學習速度會大大降低，耐力也會大不如前。他的研究還顯示，這個結論不僅僅限於動物，同樣適用於自詡為高等生物的我們人類：批評和指責，不但不能改變既成事實，還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人們會開始怨恨和抵觸。而這種怨恨和抵觸除了會使人類情緒大幅度低落外，對於事情進展絕無裨益。
我想喬治·約翰遜一定對此深有感受。這個年輕人是一家營建公司的安全檢查員，他的職責是保持工地上的安全，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檢查工地上的工人有沒有按照規定佩戴安全帽。一開始，當他發現工地上有工人不遵守規定，沒有在工作時戴安全帽時，他就會態度強硬地指責並且要求其帶好安全帽。雖然工人們會聽從他的命令，可是往往會在他麵前流露出不悅的神情，而且一旦他離開現場，大部分的人會立刻拿下帽子，而且在下一次檢查的時候，還是會有很多人忘記自己的安全帽。
“這樣是不行的。”約翰遜如是說，“於是我改變了自己的方式，我不再強硬地用規則要求他們戴好帽子，相反，我會表現出自己站在他們的立場上。”
確實如此，現在當約翰遜遇到不戴安全帽的員工時，他首先會詢問是什麼原因使他們不接受戴安全帽這一規章。“他們往往都有自己的理由。”他說，“或者是帽子的號碼不對，或許是帶起來太悶熱——你知道，在夏天罩在安全帽裏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我會先去傾聽，之後溫和地對他們講明戴安全帽的重要性，然後再去要求他們按照規章佩戴安全帽。這樣以來，沒有人再因為這個不悅，大部分的人同時也記住了佩戴安全帽。”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僅是尋常人之間，有時候，一個國家的高層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在美國，那段使伍德羅·維爾遜成為總統並且導致共和黨內訌的爭論現在已經廣為人知。那是1908年，當時羅斯福卸任，由來自共和黨的塔夫脫進駐白宮。在羅斯福從非洲回來之後，他對塔夫脫保守的作風極為不滿。他開始公開指責抨擊塔夫脫，聲明自己準備再次出山競選總統，並且還打算另組新黨。這一事件幾乎導致了老共和黨的崩潰瓦解，並進一步削弱了共和黨的力量，緊接著的那次選舉，塔夫脫和共和黨一共隻贏得了兩個州的選票——佛蒙特州和猶他州，這樣的失敗在共和黨的曆史上聞所未聞。可是當羅斯福譴責塔夫脫的時候，塔夫脫隻是“含著眼淚”——“我並不知道我在整個事件中曾經做錯了什麼。”
讓我們再來看看20世紀20年代早期，曾經一度震撼全美國的“石油保留地貪汙案件”：
愛德華·杜尼黑，這位哈丁（美國第29任總統）政府內政部長阿爾伯特·胡佛的好友。他用“借給”胡佛部長的十萬美金的“貸款”換來了政府兩處石油保留地——愛克陵和茶壺敦的租賃權。這兩塊保留地不僅沒有進行公開招標，胡佛部長甚至還出動聯邦海軍陸戰隊去驅逐在這兩塊石油保留地附近進行發掘石油工作的其他油商。正是這些油商在武力威脅之下提起了上訴，直到這時，這件臭名昭著的貪汙案件才正式浮出水麵。這個醜聞轟動了全美國，同時也摧毀了哈丁政權。內政部長被送進了監獄，哈丁總統也在心力交瘁中死去，共和黨再次受到沉重一擊。
阿爾伯特·胡佛鋃鐺入獄。在這之前他已經被公認為品行惡劣，可是他的妻子卻不這樣想，她怒氣衝衝，為了丈夫痛哭流涕，她認為自己的丈夫是一個正直清廉的好人，“隻是被人出賣，才落到這樣悲慘的下場”。
塔夫脫曾經說過，“我並不知道我在整個事件中曾經做錯了什麼”，胡佛和阿爾·卡龐、克洛雷也有著一樣的感覺，人類總是疏於檢討自己，而在別人指責自己的時候就像刺蝟一樣豎起全身尖刺不予接受。指責是一隻彈性絕佳的橡皮球，當你把它拋向對方，它就會以相同的力度返回到你的身旁。被指責的人總會意識地為自己下辯解，甚至像被激怒的動物，反過來對指責者橫加批評或者予以攻擊。
清晨的房間，煤氣燈閃著昏沉的黃光，亞伯拉罕·林肯，這位被陸軍部長史丹頓評價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完美統治者”的總統，於1865年4月15日在自己廉價公寓破舊的睡床上安靜地停止了呼吸。他頎長的身軀斜躺在鬆垮的床上，牆上掛著一幀製作簡陋的羅莎·彭皓爾的名畫《馬集》。
對於林肯的性格和生活，我相信自己已經作了很深刻徹底的研究，而對於他為人處事的方針也是頗有心得。首先我用了十年時間研究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同時還用了三年時間編寫修訂了另外一本書——《林肯的另一麵》。他曾經也是一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印第安納州灣穀居住期間，他不僅喜歡評論是非，還喜歡寫一些尖刻的文章來諷刺別人。更有甚者，他還曾經把寫好的信丟棄在鄉間小路上——在當時，這是一個使文章很容易被當事人以及好事者發現並且廣為傳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