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茶文化中，處處貫徹著和諧的人文精神。宋人蘇漢臣有《百子圖》，一大群娃娃，一邊調琴、賞花、歡笑嬉戲，一邊拿了小茶壺、茶杯品茶，宛如中華傳統的大家庭，孩子雖多並不打架，而能和諧共處。至於直接以《同胞一氣》命名的俗飲圖，或把茶壺、茶杯稱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達了這種親和態度。中華民族親和力特別強，各民族有時也兄弟鬩牆，家裏打架，但總是打了又和。遇外敵入侵，更能同仇敵愾。清代茶人陳鳴遠，造了一把別致的茶壺，三棵老樹虯根，用一束腰結為一體，左分枝出壺嘴，右出枝為把手，三根與共，同含一壺水，同用一支蓋，不僅立意鮮明，取“眾人捧柴火焰高”、“共飲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樸拙中透著美韻。此壺命名為“束柴三友壺”，主題一下被點明。
中國曆史上，無論煮茶法、點茶法、泡茶法，都講究“精華均分”。好的東西，共同創造，也共同分享。從自然觀念講，飲茶環境要協和自然，程序、技巧等茶藝手段既要與自然環境協調，也要與人事、茶人個性相符。青燈古刹中體會茶的苦寂；琴台書房裏體會茶的濃韻；花間月下宜用點花茶之法；民間俗飲要有歡樂與親情。從社會觀說，整個社會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友誼。茶壺裏可裝著天下宇宙，壺中看天，可以小中見大。
二、茶道之美
茶道貴乎簡約之美。簡者，簡易也；約者，儉約也。茶道的儉約化與簡易化，兩者密切相關連著：儉約必簡易；簡易必儉約。此種簡約之美，恰恰正是中國茶道的優良審美傳統的一大特色。
若問，這種簡約之美，它是在什麼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形成的呢？
我國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就發生了兩種風尚之間彼此殊異和彼此消長的狀況，這兩種風尚就是尚酒的奢靡之風與尚茶的儉約之風。兩者由於各自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了迥乎其異的物質效應與精神效應，因而也就不能不迫使人們對之做出了不同的評價與選擇。
且看其時南北朝廷頻頻頒布的禁酒令：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以歲饑，禁酒。（引自《晉書·安帝本紀》）
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斷酒。（其後待到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則又在局部地方頒禁酒令。）（引自《宋書·文帝本紀》）
河清四年（公元656年）二月壬申，以年穀不登，禁沽酒。（引自《北齊書·武成帝本紀》）
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引自《魏書·刑罰誌》）
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頒的禁酒令中，更有極其嚴酷的刑罰，謂：“釀、沽、飲，皆斬之。”（引自《魏書·刑罰誌》）
由此可見，不論釀酒，賣酒，還是飲酒，竟一概都犯了殺頭之罪，其嚴酷程度若此。於是，作為對於尚酒之風的一種社會抵製，包括物質抵製和精神抵製，文明而儉約的尚茶之風便就此悄然興起。與之同時，茶樹的種植，則亦由長江流域的上遊而擴展延伸到了中遊並下遊一帶，處處茶園，蔥蘢生色。特別是在江南的那些產茶區域境內，大大小小茶園更是舉目可見，包括有官家茶園、私家茶園、道觀茶園、寺院茶園，彌穀披岡，景象不凡。其時尚茶之風，不僅使市井民眾深受浸染，而且多少朝廷官吏，以及文人、隱士之輩，也被席卷其中，競相飲茶。當初，文人、隱士圈內本來是盛行著一種酒佐清談的世風，其因為在亂世的恐怖政治氛圍籠罩之下，他們不得不整日價嗜酒以逍遙遁世，醉飲以澆愁釋悶，或者借酒以抒悲懷，或者借酒以寄歎息。而後來，當禁酒令頻頻頒布之後，他們這才開始轉而結緣於茶，從而便也養成了茶佐清談的世風，這就更使其表現出了道家的審美情懷和人生態度。
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不施鋪張、不設盛饌、佐以瓜果、伴以清談的小型茶果宴，蘊含有中國茶道的簡約之美這個審美特色。
當然，毋庸諱言，中國茶道的審美取向亦有其複雜而曲折的曆史。例如我國曆史上的宮廷茶道和貴族茶道，尤其是唐代以後的宮廷茶道和貴族茶道，就恰恰是跟中國茶道的簡約之美背道而馳。這是因為它們追求的是森嚴的禮儀，既有百般繁縟的程式，又有百般豪奢的排場，還奉行那套不堪斯文、蹂躪文明的跪拜之禮。這些弊端全然有悖於中國茶道崇尚簡約之美的優良審美傳統。無怪乎曆代宮廷茶道和貴族茶道，盡管堂皇之至，威風之至，然而卻畢竟是沒有什麼生命力的，終於隨著封建王朝及其封建社會製度被徹底消滅，它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現代文明淘汰或取替。
而相比之下，中國城鄉遍布的那種飲之隨意、行之簡易且儉約的庶民茶道，尤其是明代以來普遍推行的撮泡茶這種即衝即飲的茶道俗風，恰恰就更體現出了富有自然之美和簡約之美的這個審美傳統特色。這是中國茶道文化富有頑強生命力和競爭力的一個突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