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係的形成
漢代律令製的發展，到唐代已臻於成熟。以刑律而言，如對少年、老年的特別規定、社會防罪、告訴乃論，乃至國際刑法等，較之今日刑事思潮，並不遜色；以令、格、式而言，將政府組織與職能，以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等，均予以法製化，上下易於遵循，這是官僚政治的一大進步。
正好此時朝鮮半島上的新羅與隔海的日本，努力建設國家，乃大量攝取唐朝律令製度。可惜今日有關新羅法製史料的遺存極少，尚幸日本保存了大寶、養老令以及律的殘卷，尤其是養老令。正巧地，唐令大多散佚，而律文差不多保存。因此，藉唐律可使日本養老律獲得相當程度的複原；而籍日本大寶、養老令，也可使唐永徽令、開元前令獲得相當程度的複原。這種互補工作，正是當日文化交流的結果。
從整體而言，七、八世紀之際的東亞，已自成一曆史世界，這個世界是以中國文化的普通性存在為其特征；其普遍要素之一，就是律令製度的行用。其後，盡管中國有宋、元、明、清諸朝的遞嬗，朝鮮半島也有高麗王朝、朝鮮王朝的更替，日本進入武家政治時代，越南自十世紀中葉脫離中國，在建國過程中，也出現幾個王朝。凡此地區（或曰東亞世界）的政治變遷，皆不影響律令製度的攝取。
例如高麗王朝的法製，是采用唐製；李氏朝鮮時代，是采用大明律，並仿《大明會典》編纂《朝鮮經國典》、《經國大典》等。日本諸藩的法條，乃至明治維新後的《暫行刑律》、《新律綱領》、《改定律例》等；越南阮世祖的《嘉隆皇越律例》、憲祖的《欽定大南會典事例》等；以及琉球尚穆的《科律》、尚泰的《法條》等，均仿自明法或清法。所以中華法係（或曰中國法文化圈）在七、八世紀之際，隨著中國文化圈的成立，已在東亞地區形成。自此以後，一直持續存在到近代為止。
根據以上所述，所謂東亞的中華法係（或曰中國法文化圈），可歸納為以下幾項特色：一、建製以唐律為藍本的成文法典，這個成文法典必須是公布的，具有強製性、權威性。二、罪刑法定主義傾向，如唐律《斷獄律》曰：「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這是學界常用來舉證隋唐律具有罪刑法定主義特色的證據。但因受到其它律文規定的限製，如上請奏裁、以格破律等賦予皇權至高無上的裁決權，所以皇權的存在實際又可破律，使罪刑法定主義無法完全實施，此處隻能說是具有罪刑法定主義的傾向。三、道德人倫主義，此即以儒家思想中的家族主義所建立的親疏、貴賤、尊卑差序，來構成國家社會秩序，法典的公布不過是將此種差序予以法製化而已。其秩序的基礎，就是依道德所呈現的禮製。在禮製的要求下，乃有人倫、恤刑等法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