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儒家也承認正當的私利。孔夫子辦學，要收取束，每個學生得給孔子十塊幹牛肉。可見儒家並不是反對一般的私利，正當的私利可以得，不得也不對，立功不受賞，升官不增祿，當得不得，應取不取，都不是儒家的主張。孔子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就是說，君子當了官，就是管理者，管理者的責任就是合理的分配各方麵的利益，首先是物質利益。在現代管理中，我們要對被管理者給予激勵，也必須堅持物質利益原則，給勞動者以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的，人們進行社會活動，直接地或間接地都是為了物質利益，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了實行物質利益原則的必要性。不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儒家隻反對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利。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裏仁》）還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孟子也說：“安富尊榮”，如果不合乎義，就是“祿之於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弗視也”。（《孟子·萬章》）根據儒家的觀點，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利，是義。科學家賣發明專利，獲得很多錢，這是合理的，是義；企業家承包企業經營有方，賺了很多錢，按合同提取利潤分成，錢雖多，也是義，如果拿出其中部分錢去讚助文化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那也是義；如果不取，反而不義。這應該是21世紀管理者所要注意的問題。實際上，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體現。該取不取為不義；不該取而取，更為不義。從現在看來，不義的表現很多，拜金主義驅使人出賣道德良心和人格。為了金錢，有的人不講職業道德，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甚至不顧他人死活，製售假酒、假藥、假食品；為了金錢，有的人不顧國格、人格，叛國投敵出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情報；為了金錢，有的昧著良心拐賣婦女兒童，有的人不顧廉恥和人格，屈膝賣笑，出賣肉體。在拜金主義者眼裏，“人”已經成了單純的“經濟動物”，什麼肮髒的交易都可以成交，隻要有錢。我們有少數管理者以權謀私，為了達到貪汙受賄的目的，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不斷改變犯罪手法。有的采取“三人不談事，兩人不簽字”、“一對一”、“二人轉”的手法，偷偷摸摸地幹；有的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借用集體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幹；有的以“借”為幌子，或以傭金，信息費、手續費、勞務費為理由，躲躲閃閃地幹；有的為了轉移目標，慫恿家屬子女出麵，“曲線受賄”，拐彎抹角地幹；有的還通過電腦等新技術作案等等，這些犯罪形式和手法，具有極大的隱蔽性、欺騙性和破壞性。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玩弄法紀，對抗法紀。“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些無法無天的犯罪分子，最後還是一個個被挖了出來，被人民繩之以法。古語說得好：多行不義必自斃。因此，我們看重以義取利。
儒家的重義輕利還包含著可貴的自我犧牲精神。
在一般情況下，義與利是可以兼得的。但在某些情況下，取利就會傷義，因此，就應在利上作出必要的犧牲以維護義。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魯迅也說過：“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生，算是個人的最大私利了，但它與義比，與一代人的真理比，就算不了什麼，重義輕利，就應該舍生取義，所以孟子又號召發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
孟子這些箴言揭示了人生價值的真諦，激勵著曆代的仁人誌士為真理而獻身。舍生取義的精神在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英勇奮鬥的革命先烈中表現尤為突出。李大釗在絞刑台上正氣凜然地作了最後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你們不能因為絞死了我，就以為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許多革命同誌，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勝利！”
中國正是有了像李大釗等無數敢於舍生取義的仁人之士，革命才取得了勝利。過去血與火的戰場，今天已成了人民的樂園。在今天，要靠舍生才能取義的機會已經不多，但要取中華騰飛之大義，仍然要學習這種舍生取義的奉獻精神。何況，支撐中華民族的脊梁也不隻是那些舍生取義的人，如魯迅所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和舍生求法的人。這些人都是中國的脊梁，沒有他們，中國就站不起來。
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以義為利的精神理念，就能很好地處理自己同他人的關係，也為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尋找最好的出路和歸宿，因而知道怎麼去做，如何生活。
4.在先哲中尋找心靈與精神的支點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見到的常常都是眼花繚亂，五彩繽紛的物質世界，於是一些人在這種紛繁之中迷失了方向，甚至危及生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何把握心靈與精神的支點求得人生與環境的平衡，鬆下公司的創始者為我們做出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