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聯合國會，共治國家”
經過近200年的政治演化，由美國開國元勳們所確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已不再是等邊三角形。對總統權力進行製約的兩要素中，最高法院的力量相對削弱，實際上能與總統抗衡的隻有國會，因此，不等邊權力三角形的變形就在於總統和國會這兩條權力軸線，時而前者倒向後者，時而後者又倒向前者。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國會權力軸線不斷向總統權力軸線傾斜，這種趨勢的形成無疑是與民主黨在大部時期內控製白宮政權有重要的關係。富蘭克林·羅斯福、哈裏·杜魯門、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在其任內都程度不同地淡化了總統權力，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除了其他各種因素外，也是得力於他們所代表的民主黨在國會兩院議席中占據了多數。民主黨因新政的成功使它在美國社會的中下層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故有多數黨之稱。它在國會兩院的選舉中經常占據優勢。羅斯福等諸位民主黨總統正是利用本黨控製國會的有利時機，敦促國會通過了多種改革法案，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個人的政治抱負，他們那名垂青史的業績讓尼克鬆羨慕不已。
“全國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實行變革”，尼克鬆上台伊始曾躊躇滿誌地說，“我們不希望以謹小慎微的名聲載入史冊。”但是，現實很快就使他冷靜下來，他是120年來第一個在國會兩院均被反對黨控製的情況下開始任職的總統，這意味著他的政府將麵臨國會的重重阻力。他不可能丟開國會而獨行其事，隻有經過國會同意，他的各種法令提案才能得以成立並付諸實現，同時尼克鬆也認識到，他不可能得到反對黨控製的國會的支持，那末如何擺脫這種困境呢？
尼克鬆從作好國會內部共和黨議員的工作入手。相當長時期內，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似乎已形成了一種慣性，他們長期扮演忠實的反對派，很少提出重大的立法提案，作為少數派，他們對國會所做的事情也不負多大的責任。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共和黨成為執政黨，它要求自己的議員在國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尼克鬆的指示下，約翰·埃利希曼、布賴斯·哈洛、帕特·莫伊尼漢等白宮顧問負責與國會聯絡，對共和黨的議員施加影響，推動他們調整心理，改換角色，在共和黨國會領導人傑裏·福特和休·斯科特的周圍團結起來，共同促成尼克鬆提出的成套立法提案。
在同國會打交道時，尼克鬆想方設法同資深的保守民主黨人結成聯盟，以贏得立法所需要的關鍵性投票。民主黨眾議員威爾伯·米爾斯長期任眾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他對尼克鬆關於稅收、收入分成和福利改革的立法提案能否獲得通過，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尼克鬆要求他的經濟事務助理喬治·舒爾茨常與米爾斯呆在一起，他自己也經常約見這位主席，甚至親自打電話慰問病中的米爾斯。尼克鬆聯合國會的舉動最終收到了成效。
對普通的國會議員，尼克鬆也沒有忽視。當時設有一個“款待”辦公室，專門負責為來自議員們的選區的選民們安排參觀白宮。白宮還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程序，保證每個議員的來信都能得到迅速的處理和詳盡的答複。總統的社交秘書保證把所有該請的議員一個不漏地請到總統的招待會和宴會上來。每次社交活動之後，尼克鬆要與埃利希曼等助手開碰頭會，把他頭天晚上從議員們那裏收集來的問題和牢騷話提到桌麵上來，要求埃利希曼手下的工作人員在幾小時內作出答複，然後尼克鬆再打電話回複那些議員，並保證徹底追查。
尼克鬆總統的這種謙虛合作態度，使其在位期間許多政策法令得到了國會的支持，同時國會的意見也得到總統的尊重，一度使美國政治氛圍十分合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