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
昨天，我還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克裏姆林宮學研究生，借著為導師（或者更確切的說法——“老板”）拎包的機會到莫斯科旅遊（老板總是不停頓地參加各地的各種會議和作講座，這是知名學者的基本特征）——當然是公費的。
一個中國人、一個國際關係研究生，二十多年平平淡淡的生活，在記憶中明明白白，但現在看來，卻仿佛一場夢，也許，這真的是一場夢？
因為，如果不是夢，那麼為何另一個人，蘇聯人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曾經的記憶，革命與戰爭、激情與背叛、毀滅與建設，對我也同樣宛如切身親曆。
更何況，不但我不是“我”，甚至世界也不是我的世界，透過車窗，傳來陣陣異味，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河，一條容納全城居民糞便的汙水溝，就這樣提醒著我它的存在，以及這個世界的存在。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宣布無視凡爾賽條約的限製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英國保守黨贏得大選勝利；法國把他的兵役期延長到兩年；法共在一次具有曆史性意義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不讚成采取不符合憲法的行動；意大利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亞；捷克斯洛伐克大選後，貝奈斯接替馬薩裏克擔任總統；中國**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同年，紅一方麵軍抵達陝北吳起鎮；印度獲得了一部事實上的憲法；泰國的巴恰提波國王在一場失敗的保皇派叛亂後遜位；菲律賓獲得了獨立；在南美，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結束了他們血腥然而不為世界所知的大查科戰爭……
在我所了解的1935年大事記中，絕對沒有這一條——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去世。
他應該死於1953年3月5日，我的記憶確鑿無疑地告訴我一點——如果連這點都弄錯的話，那我可以用我的蘇聯史課本把自己拍死。然而同樣確鑿無疑地，在我現在所在的這個世界裏，“蘇聯各族人民的父親”（尼基塔·赫魯曉夫語）、“偉大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美國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語）已經在1935年死掉了，其真實性不容絲毫懷疑。
因為我正在前往參加他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