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主題辯
盡管《水滸傳》產生的時代和作者的生平狀況，在學術界都有不同的見解，但它是中國出現最早的長篇通俗小說之一，這是沒有爭議的。從它一產生便擁有了大量的讀者，上自皇帝，下至販夫走卒都不乏“《水滸》迷”。盡管許多人抨擊它，禁止它、焚毀它，但還是明清兩代最暢銷的通俗讀物之一。明代批評家把它列為“四大奇書”中的一種。著名的評點家金聖歎說：“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僅在於用當時的“引車賣漿者”的語言撰寫了一百餘萬字小說，使讀者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書中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會的人們非常少見的，與以前的文學作品相比，《水滸傳》更是空穀足音。它的出現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爭議
《水滸傳》是寫什麼的？它的主題是什麼？這在不同的時期則有不同的說法，對於文學名著的研究與評價往往是與社會思潮同步的，社會思潮常常通過文學批評來表達自己。
《水滸傳》寫成於明代中葉，當它作為一部文學巨著刊刻出來的時候，正處於思想解放、個性覺醒時期，此時許多學者對《水滸傳》是肯定的，說它所表現的梁山好漢“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實現正義公正的社會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敘》也明確指出《水滸傳》是“發憤之作”，其內容表現的是“水滸忠義”，把羅貫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遺民，他們借寫伏身草莽的英雄豪傑用以表達對異族統治的不滿。到了清代，封建專製加強、統治者實行全麵的社會控製。此時主流輿論對《水滸傳》多持否定態度，說它“誨淫誨盜”，為不逞之徒立傳，把《水滸傳》視為最敗壞人心的作品。最高統治者多次下詔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滸傳》。
二十世紀初，西學東漸，有許多研究者借《水滸》以比附當時社會鬥爭，二十世紀初，定一的《小說叢話》說《水滸傳》“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並指出作者“因外族闖人中原，痛切陸沉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王鍾麟在《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讚》指出《水滸傳》是講平等、均財產的“社會主義小說”。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書信中稱讚施耐庵有社會黨人的思想，《水滸傳》一書的主腦在於表現“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實行憲政”或當代革命。魯迅對此加以嘲諷“說《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塗麵剪徑的假李逵”。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在闡釋《水滸傳》中則定“農民起義說”為一尊，五六十年代，對於這點的背離往往會招致批判；文革中要整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水滸》這部書”，又成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這時誰要再讚美《水滸傳》又會給他帶來無妄之災。由此可見，對於《水滸傳》主題與思想內容的闡發往往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和政治傾向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近世更是把評論“水滸”當作政治運動的一部分，開古今未有之先例。
近二十年來，思想解放，對於一般的學術研究很少幹預，在這種形勢下，許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漸突破對於“農民起義”的迷信，對《水滸》的闡釋有所突破。從而打破“農民起義說”的一統天下，先後提出了“為市民寫心說”、“忠奸鬥爭說”以及“地主階級內部革新派與守舊派之爭說”、“綜合主題說”，最近又有“反腐敗說”等等。應該說這些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滸傳》思想內容的一麵，但我以為都沒有抓住《水滸傳》的本質。這些論點大多還是沒有從作品的總的創作傾向出發，而是從某種理念出發，甚至是為了適應某種思潮而產生的。自然，這些議論也就缺少說服的力量。
《水滸傳》主題
我認為《水滸傳》是遊民說給遊民聽的故事，其內容是講述遊民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的，其中所表達的思想也主要是遊民的思想意識（由於《水滸傳》的最後寫定者是沉淪社會下層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有些文人意識），反映了遊民的好惡。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麵談《水滸傳》的主題：
題。所謂主題也就是該作品寫的是什麼和表達什麼思想意識。弄清了這兩個問題，主題自然也就顯現出來了。
從《水滸傳》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它是描寫遊民的成功與失敗的。
《水滸傳》述說的是什麼人的故事
《水滸傳》是寫什麼的？說的是什麼人的故事？這是理解《水滸傳》的起點。小說是通過對人物形象的描寫來反映現實生活和表達作者的思想傾向的，也就是說人物性格的成長發展的曆史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演繹出的故事是該作品主題的載體，因此，隻要我們對《水滸》主要描寫對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較為接近事實的結論。
《水滸傳》是一部英雄傳奇，主要是寫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頭領的遭遇與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頭領之下，跟著頭領們搖旗呐喊的嘍噦們，雖然沒有完全在作者視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計的。
《水滸傳》在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給讀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漢的名單。這些人按照出身或職業大體上可以分成遊民、吏人、武將、手工業者，農民、商人、莊園主、其他等類。人數最多的是遊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將，約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強算農民的隻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寶），而且這五人也不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農民。
甲遊民的敵事
什麼是遊民呢？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脫離了宗法網絡、沒有穩定收入和固定居處的人們都可稱之為遊民。遊民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為了生存他們往往會使用各種手段以獲取生活資料。毛澤東在他早年寫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談到“遊民無產階級”時，把農村的遊民分為五種：兵、匪、盜、丐、娼妓。“他們的謀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謀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水滸》中的遊民以“盜”為多，而且還往往是占山為王的大盜。《水滸》的一百零八人，最後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說是“盜”，當然不能這樣算。這裏隻以梁山好漢上山以前賴以謀生的手段進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馬和初次聚義就選擇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許多頭領還是其他小山頭的山大王。如少華山的朱武、陳達、楊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風山的燕順、王英、鄭天壽；黃門山的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對影山的呂方、郭盛；登雲山的芻5淵、鄒潤……這是有組織的遊民。還有個體的搶劫者，如活躍在道路上、江河之中李俊、張橫、童威、童猛，開夫妻黑店的張青、孫二娘等。其他如盜馬賊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時遷。這些沒有任何政治訴求、隻是以殺人搶劫為業的人們，在任何社會裏都是非法之徒，為絕大多數人所否定。
遊民並不是完全從事非法活動的，也有許多並無禍害民眾行為的。但由於他們脫離了宗法網絡、脫離了農村又沒有正當的職業，生活沒有保障，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會活動。這樣的遊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們漂泊江湖，浪跡四方，屬於“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鄉“打殺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傷了人，四處“躲災避難”的武鬆；“自幼漂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的劉唐；販羊賣馬折了本，回鄉不得，流浪薊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賣藝闖蕩江湖的病大蟲薛永；“權在江邊賣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無麵目，到處投人不著”的焦挺；“因賭博上一拳打死個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這些都是無家無業的流浪漢。他們的共同點除了脫離了主流社會秩序、沉淪於社會底層之外，就是：愛好拳棒，好勇鬥狠；天不怕、地不怕，敢於幹犯法紀；講義氣，專好結識好漢等等。這是他們在江湖上生存和發展的本錢。有了這些他們才能夠與主流社會對抗，殺人放火，攻擊官府，用暴力向社會索取屬於自己或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他們在江湖上遊蕩期間，有的直接投奔綠林，不以當“盜賊”為諱；有的尋找一切機會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為此觸犯國法。
乙遊民知識分子
宋代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於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舉考試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強了這種迫切性，而造紙技術和雕版印刷的發展和發明，使得書籍易得，又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這多種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發展，使得讀書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對於知識分子的吸納能力畢竟有限，有些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無家無業，就成了我所說的遊民知識分子。這些人可能成為江湖藝人，可能成為各種各樣江湖騙子，可能成為豪門貴府的幫閑，也可能參與造反活動。梁山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軍師吳用，副軍師、宗教代表公孫勝都是這類人士。無論什麼朝代，遊民騷亂，農民抗爭沒有這類人士的參加，民眾的造反活動鬧不大。有了這些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會提出鬥爭策略、會神道設教，從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隊伍。因此，要使造反隊伍壯大，必須有此類人物參與決策。例如為北宋真宗時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謀劃策的“宰相”張鍇，就是“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的道士之流。南宋初楊幺起義最初領袖鍾相也是巫師、道士一流。史書上說他“以左道惑眾”。梁山上的吳用、公孫勝是宋江等武裝抗爭活動的重要決策人。由此可見，水泊梁山的政治軍師活動是受到遊民支配的。
丙社會邊緣人物
梁山好漢中還有大量的社會邊緣人物，包括武將、吏胥和自甘於處在社會邊緣人物。
古代社會的社會邊緣的處境是由於經濟地位、統治階級政策和人們自我選擇的結果。例如農民是“四民”之首，但由於貧困把其中的一部分推向社會邊緣。武將按說是“官”，是統治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以及宋代兵製的特點，把武官排擠到了邊緣地位，特別是下層武官，尤為如此。再加上軍人多來自遊民、流民，當兵要被黥麵，與罪犯流放一樣待遇。對軍人不尊重，也使軍人失去自尊，常常鬧事，使得宋代軍隊實際上成為“一種特殊的遊民群體”。武官的邊緣化，如再被迫害，極易逼上梁山，林衝就是一例。
吏胥的數目在梁山將領中占第三位，但卻占了主導地位，宋江、鐵麵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橫、朱仝、戴宗、李雲、蔡慶、蔡福等就是“胥”。所謂“處官府職簿書”者為“吏”；“任奔走供役使”為“胥”。現在常常是官吏並提。實際上宋代和宋代以後，“官”、“吏”是社會地位懸殊，學問教養、思想意識都有很大差別的兩類人。吏在統治集團的內部是處在邊緣地位的。主流社會對吏是有幾分歧視的，他們自視也賤，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胥”就是“差役”，本是由當地服役人輪流承擔的，但衙門裏的差役是“好人不能幹，能幹沒好人”的差事。因為正經農民怕耽誤農活（宋代有的富戶充當鄉戶衙前，往往有傾家蕩產者）；老實巴交的宗法人也不會欺壓百姓，所以他們往往出錢免役，雇當地的痞子、地頭蛇、遊手好閑之徒來幹。這樣，差役多能世代相傳，積累了撈錢和整治老百姓的經驗，為地方官所依仗。民間語雲：“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他要在當地幹事，無論幹好事還是壞事，都要依仗這鐵打的衙門中的差役不可。
廖仲安先生在《再評宋江》中所說“吏胥與‘盜賊’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們之間的人們越是大膽，越是敢於冒險、敢於與造反者勾結的人們，越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些吏胥在對待主流社會的態度上與遊民沒有多大區別。
《水滸傳》中梁山的其他領袖如晁蓋、大財主盧俊義，莊園主李應、史進、穆弘、穆春、孔明、孔亮，貴族後裔柴進等人，其身份是屬於主流社會，而且他們大多還有超出平常人的能力，在社會上是出類拔萃的。但他們由於各種原因自甘於處在社會邊緣，這是他們自我選擇的結果。他們有些共同的特點如：
一、喜好舞槍弄棒的，宋朝總的政策是重文輕武，好武之風，沉淪社會下層。武藝作為一種技術也要在社會底層尋找自己的空間，它在江湖綠林得到廣泛的傳播。因此，好武本身就有或是私通綠林、或是本人有圖謀不軌的嫌疑。二、不娶妻室。宗法社會以家庭宗族為本，不成家就被視為異類。三、好交結朋友，仗義疏財。這會被官府視為交結匪類。這些社會邊緣人，隻要有機緣，他們也有可能下海上山，投入江湖綠林。
《水滸傳》也有勉強可以算作農民的，如打魚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打獵的解珍、解寶。這還是從大農業角度來看待的，他們不是典型的束縛在宗法網絡中的農民。“三阮”之中，除了小二外，小五、小七都沒有家室，他們平常除了打魚外，“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這個“私商”恐怕就是沒有本錢的買賣——搶劫。他們都比較窮困，但仍喝酒吃肉賭錢。阮小五把母親的頭釵都拿去當了做賭資。當他們猜到吳用的到來是要拉他們做沒本錢的買賣時，他們馬上興奮起來：“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舍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為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小五小七還拍著脖子說：“這腔熱血，隻賣與識貨的。”他們不隻是口頭上說“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他們真的如此，因為他們向往：“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梁山好漢的生活。這種“農民”肯定不是社會認可的“良民”；不僅過去，今天的社會也不會認同。因此，三阮雖可歸屬在農民之內，但他們也是處於邊緣狀態的農民，是犯罪或造反人員的後備軍，隻要條件適合，就會走上武裝抗爭的道路。解珍解寶比三阮好一些。他們是安分守己的獵戶是受到地方上的惡勢力的迫害，被打入死囚牢，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
從上麵對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漢的類別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們是以遊民為主體、結合了其他各個階層中邊緣人物形成的爭奪自己權益的武裝集團；他們用武力，擾亂天下，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大碗吃酒，大塊吃肉”之類）。實際上，這個武裝集團中的各種“不逞之徒”也可以在為統治者效勞的過程中，建立“功業”，去爭奪自己的利益。《水滸傳》所講述的是這類人奮鬥的故事。
非農民起義說
我不同意“農民起義說”，不僅因為《水滸傳》寫的不是農民的反抗，以及一百零八位頭領的主體也不是農民；更重要的是此書中所表現的不是農民的訴求、特別是沒有農民在經濟上的訴求，也就是對土地的要求。沒有提出土地要求的群眾鬥爭，哪能稱之為農民的鬥爭？而《水滸傳》中恰恰沒有這一點。書中沒有任何情節寫到農民因為沒有土地而苦惱，也沒有任何故事寫到土地占有者對無地農民剝削的殘酷，也沒有因土地問題而爆發的爭鬥。《水滸傳》中不是沒有涉及到土地占有者與他們“庇蔭”下無地農民的關係。如“三打祝家莊”的祝家莊，“莊前莊後，有五七百戶人家，都是佃戶”，可是這些佃戶都是跟著莊主祝朝奉走的。戰後，在宋江看來祝家莊“一境村坊人民”，本來是應該“盡數洗蕩”的，隻因有鍾離老人一個，救了石秀，才赦免了他們。又如李逵的哥哥李達是地主家的長工，李逵因劫法場，被官司追捕，李達也受到連累，被官府捉了去，賴有東家為他證明辯護，並替他“上下使錢”，才使他免受追究。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東家。
《水滸傳》一開頭寫史進主持的莊園，他們父子也與莊客、農民的關係十分和諧。當史進提出要組織起來防止少華山強人騷擾、共保村坊時，眾人答道：“我等村。隻靠大郎作主。”這就是《水滸傳》作者眼中無地農民與土地占有者的關係。作者對於書中出現莊園主，隻要他是與梁山或梁山好漢有正麵關係，無不寫得慈眉善目，待人可親，他們兢兢業業管理著家業，告誡子弟不要為非作歹。而一般農民隻是“長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糞，屎裏蛆。米中蟲，飯內屁。鳥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之類。
遊民的經濟訴求
我們說《水滸傳》沒有反映農民的訴求，那麼，它反映的是什麼人的訴求呢？我認為《水滸傳》表達的是梁山好漢這個武裝造反集團的訴求，也可以說是遊民的訴求。
如我們在上麵所分析的，水泊梁山上主人公以遊民為最多。對於掙紮在生死線的遊民來說，生存、溫飽是他們最迫切的欲求，他們對於物質上的追求永遠是第一位的。我們上麵所舉的三阮對梁山的“大秤分金銀”的強盜生活羨慕不已。這種想法不僅為吃飯、納稅發愁的阮氏兄弟有，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後人模仿紅燈照裝束拍攝的照片。攝於20世紀初晁蓋，也不安分，“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以獲取更多的財富。作為遊民劉唐、公孫勝也非常相信金錢的作用力，他們登門拜訪晁蓋時都以“十萬貫金珠”為誘餌，仿佛這一注橫財已經是他們的囊中之物，作為寶物獻給他們心目中的領袖人物——晁蓋。在江州，李逵初出場時，就為銀子爭紅了眼，他最大的訴求可能就是銀子，有點隻認銀子不認人的模樣。魯智深在桃花山不辭而別，也沒有忘記把金銀酒器都踏扁了，裹在包袱裏帶走，好像有點對不住朋友。這些赤裸裸對物質財富的向往與追求，在主流社會裏是不被認同的，對遊民來說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麵。作者寫到這些時往往用“義氣”、“結義”、“聚義”等遊民道德把它包裹起來，不直接描寫對金錢財富的向往，好像實現“義”和“聚義”才是梁山好漢們最強烈的訴求。如吳用誘說三阮，三阮進見晁蓋等一係列的打劫前的籌備組織活動似乎都是為了“七星聚義”，絲毫沒有個人的物質追求。檢驗一下，人們所說的“義”和“義氣”是否與物質金錢聯係在一起，這是判斷“義”和“義氣”的倡導者是否屬於遊民範疇的一個重要標誌。